一、重庆谈判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中华民族经过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面临着建什么国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

　　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抗战刚刚结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势所趋。人民渴望和平，美、苏、英三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想在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时间。所以，他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表示愿意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5年8月中下旬，他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局势和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应当因势利导，首先是反映人民在长期战乱后休养生息的强烈意愿，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通过谈判，既可以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也可以争取一段时间来作好应变的准备。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政治口号，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庆谈判，同时人民军队作好进行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赞誉。

　　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表示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是以国共两党协商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正式文件。这个文件的签订是人民力量的胜利。国民党再要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通过战争来削弱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就已经暴露出来。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

　　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

　　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1945年11月19日，郭沫若等在重庆举行反内战大会，成立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下旬，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三万余人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派武装暴徒镇压学生。重庆、上海等地陆续爆发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形成“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民主同盟和抗战后相继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也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

　　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议，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同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

　　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38名代表。会上经过激烈斗争，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在反对内战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上，共产党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常常事先协商，采取联合行动。

　　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党一方面真心诚意地希望实现国内和平，准备认真履行协议和为实现协议而奋斗，同时也指出，必须提高警惕，做好练兵、减租和生产三项中心工作。

　　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经受不住、也不能容忍任何的民主改革。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暴徒制造沧白堂事件，破坏重庆各界为促进政协成功而组织的报告会。政协闭幕后，国民党特务在较场口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民主人士多人。国民党顽固分子说政协协议是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也对政协协议表示不满。国民党彻底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二、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54万国民党军运送到内战前线，并派海军陆战队帮助接收沪、平、津等地。在初步控制关内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占沈阳，进攻四平，到1946年5月占领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党领导新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奋起自卫，挫败了国民党集团独占东北的狂妄计划，迫使国民党签订暂时休战协议。

　　1946年5月初，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也积极行动，试图制止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但请愿团成员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暴徒的围攻毒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

　　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行动的不断升级，全面内战日益迫近。中共中央要求全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为了给自卫战争奠定牢固的群众基础，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出改变解放区土地政策的指示，将抗战以来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耕者有其田”政策，支持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

　　党在被迫准备自卫战争时，仍努力避免全面内战，争取和平前途。6月中旬，中共代表团致函国民党，提议宣布东北长期停战，但为国民党所拒绝。党中央认真分析局势发展后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我军必须战胜蒋军的进攻，才能争取和平前途。

　　国民党在完成内战准备后，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6月26日，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中原军区主力2万多人由司令员李先念等率领，分路突围。其后，国民党军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这时，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万人，拥有美国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在军队数量、装备和战争资源等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

　　战争形势十分严峻。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迎击反革命战争?能不能在战争中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这是党必须回答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党在对国内外形势、战争性质进行清醒估计和科学分析之后指出: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如果不打败蒋介石，中国将变成黑暗世界，民族的前途将会被断送；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是因为党领导的战争是爱国的正义的战争，必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的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党中央和毛泽东所阐明的必须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敌人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思想，增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信心。

　　党制定了粉碎国民党强大军事进攻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农村、城市工作等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

　　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党领导解放区军民沉着应战。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地区七战七捷，歼敌5万余人。淮北、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捷报频传。山东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人民军队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八个月内歼敌71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使其“速战速决”的反革命计划破产。

　　1946年10月，国民党在其军队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公然撕毁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的政协协议，并于11月中旬强行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出席。随后，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国共关系调停。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全部撤退。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大门完全被国民党封死，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而在其他战场转取守势。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

　　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面对国民党军45万人的进攻，诱敌深入，抓住战机，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在西北，国民党军出动25万兵力进犯陕甘宁边区。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部队两万余人节节抗击。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以南激战六天，掩护中共中央机关于3月19日安全撤离延安。尔后，西北野战部队利用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采用“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周旋。四十五天内，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随后在沙家店战役中歼敌6000余人，初步改变西北战场的局势，为转入反攻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精干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运筹帷幄，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党中央机关坚持在陕北巧妙地与敌周旋，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在此期间，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的解放军开始对国民党军实施局部反攻，歼敌40余万人，收复和解放153座城市。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进行内战，大量出卖中国权益，进一步投靠当时拥有世界头等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美国。美国也企图向世界扩张，把中国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因而对国民党政府给予多方面援助，包括派军事顾问团、海军陆战队来华等。驻华美军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兵在北平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全国共有50万学生参加抗议活动。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这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党适时地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生存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的广大阵线，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起来。

　　全面内战开始以后，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官僚资本极度膨胀，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对广大劳动者进行极度压榨，对民族资本大肆兼并，大批民族工商业濒于倒闭。农业经济严重萎缩，农村饥民遍地。公务人员、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广大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全国兴起。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5000余名爱国学生，冲破宪警阻拦，在南京举行“抢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向国民参政会请愿。同一天，北平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上海、天津、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地的爱国学生也通过罢课、游行等方式参加斗争。

　　同五二O学生运动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其他方面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暴政，举行了武装起义。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

三、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土地制度的改革

　　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凭借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三军的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的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敌20多万，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人民解放军在内线和外线的攻势作战，组成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态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人民军队由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处的战略防御地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指出:“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制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据此，1948年4月，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进一步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形成土改热潮。

　　为了使土改顺利进行，各解放区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作风和成分不纯问题。经过整党，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很大进步，为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在土改运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发生侵犯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后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并明确规定了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全国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取得巨大成绩。到1948年秋，在一亿人口的地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负战争勤务，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斗争有了新的发展。1947年10月，杭州、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十余万学生掀起“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斗争浪潮。1948年初，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月，华北学生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全国兴起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人民革命，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因而遭到国民党的仇视和残酷迫害。民盟中央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先后在昆明、西安被害，许多民盟成员被逮捕或绑架。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予以取缔。曾经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彻底破产。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促使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国民党民主派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合组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产生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代表人士热烈响应，并陆续摆脱国民党的阻挠，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

四、伟大的战略决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续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此时，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老区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到365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只得放弃分区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集团)已被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相互间难以形成配合。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战略决战的序幕首先在山东拉开。1948年9月16日，粟裕等指挥华东野战军32万人发动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作战，攻克济南，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其中起义2万余人。济南的解放，有力地证明解放军的城市攻坚作战能力已大大提高，蒋介石以大城市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开始崩溃。

　　1948年9月，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共103万人，在东北人民的支援下，向分割在锦州、长春、沈阳等孤立地区的55万国民党军发起辽沈战役。战役首先从锦州地区的作战开始。锦州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以6个师10万多人防守。解放军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围攻锦州，并在塔山和黑山一带顽强地阻击敌之援锦部队。10月14日，解放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三十一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锦州的解放，迫使长春守敌一个军起义，其余投诚。企图夺回锦州的敌廖耀湘兵团在遭到东北野战军顽强阻止后，被迫先后向营口、沈阳撤退。东北野战军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将该敌10万余人围歼于辽西。接着乘胜追击，11月2日解放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使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辽沈战役刚结束，党中央即电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约60余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在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阔地区，发起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至22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起义。11月23日至12月15日，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地区全歼由豫南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约12万人，并在永城东北地区歼灭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949年1月6日，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四昼夜，全歼其两个兵团10个军。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历时六十六天，歼敌55.5万人。为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胜利进行之际，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29日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发起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前结束休整挥师入关，和华北人民解放军主力连同地方部队共约100万人，合力围歼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指挥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中共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由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工作。

　　解放军先用“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办法，以神速动作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切断其南撤西逃之路。接着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12月下旬攻克新保安、解放张家口，歼敌7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包围天津的解放军发起总攻，经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全歼守军13万余人，解放天津。北平20余万守军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六十四天，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绥远国民党军随后通电起义，接受改编。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人民群众在战略决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支前民工达886万人，出动担架36万余副，大小车100万余辆。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蒋介石为挽回败局，要求美国增加援助或美、苏出面“调解”未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口头上表示愿以中共所提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是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实行“划江而治”。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但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党仍愿意同南京政府或地方政府、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1949年4月13日，国共代表开始在北平举行正式谈判。4月15日，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20日前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代表将协定送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

　　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援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于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解放军各路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南京的次日，攻克太原。5月，先后解放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7月上旬解放浙江全省(除舟山群岛外)。8月，攻克福州、兰州，湖南省和平解放。9月，在攻克西宁、银川之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平解放。九十月间，解放军在衡(阳)宝(庆)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主力，然后向广东、广西进军。至此，中国大陆大部分国土获得解放。

　　党和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打击国民党军的同时，加紧政治争取工作，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总人数达到188万，占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歼敌总人数850多万的22%以上，对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党员，在进行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开展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及时准确地提供大量战略性、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在解放军逼近各城市时，组织群众保护工厂、机关、学校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配合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人以及爱国人士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基本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历史任务。为赢得这场战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负伤104万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涌现出以董存瑞、刘胡兰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战争史和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威武雄壮的活剧。

　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人民政协的召开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重要准备。1949年3月，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确定了革命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蓝图；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实现这个转移，全会号召全党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

　　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筹建新中国的条件便已成熟。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顾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人民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提供了指导，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了政治理论准备。9月7日，周恩来向政协会议代表分析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制度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622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的宏伟建设蓝图，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

　　这次政协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于9月30日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一个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党从建立的时候起，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来源：中联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