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制度面对面①
千秋伟业铸巨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怎么来的？
出版说明
为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帮助人们更好理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决策部署，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出16个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了2020年通俗理论读物《中国制度面对面》。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实际，紧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阐释，力求做到观点权威准确、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清新简洁、形式活泼多样，可作为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助读物。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2020年7月
长江黄河奔腾不息，神州大地物换星移。5000年、180年、100年、70年、40年、8年……在滚滚向前的时间轴上，这些节点诉说着中华民族的世事沧桑和苦难辉煌。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接续探索，为实现“中国之治”而不懈努力。
2019年金秋十月，硕果累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擘画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点上，人们对中国制度的艰难探索感慨万千，对中国制度的博大精深由衷赞叹，对中国制度的雄浑伟力无比自豪。
一 上下求索 吹沙见金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所谓制度，概而言之，就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范和准则。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个国家，要保持长治久安、纲维有序，就必须有一套稳定成熟的制度体系。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制度文明，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据史料记载，隋唐朝贡场面盛况空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蔚为壮观。世界进入近代以后，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和制度革命时，沉湎于“天朝上国”美梦的中国社会，却还在以历史的惯性向前运行。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面对他们带来的西方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和信息，乾隆皇帝嗤之为“奇技淫巧”，对西方发生的一切不屑一顾。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中，清王朝的美梦很快就被戳破了。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专制制度，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潮流，不适应工业化大生产，在“洋枪洋炮”面前败下阵来。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由于那时制度的腐朽落后，注定了中华民族“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历史命运。为挽民族于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先进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北洋水师的甲午惨败，深深地惊醒了国人，中国之败表面上是技不如人，根子上是制不如人。自此，中国走上了制度变革探索之路，先后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种种方案，但都一一碰壁，以失败而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制度现实，让黑暗中彷徨无计的中国人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但要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先进制度，必须有一个先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根据地，对建立适合国情的社会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无论是“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无论是“三三制”还是“豆选法”……这些早期实践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和价值主张，为建立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
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国体、政体以及各方面立起了国家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劳动保险制度……全方位构建起社会主义制度大厦。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我们的制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存在的制度问题，还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错误，对制度造成严重破坏。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总结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立破并举、正本清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套制度对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巩固。比如，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同时，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到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科技体制改革到文化体制改革……这些“中国特色”，极大地激发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相比过去，新时代制度建设更多的是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两次全会一以贯之，是新时代制度建设的“上下篇”。“上篇”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明确了制度建设的任务书和着力点；“下篇”系统梳理和集成升华了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描绘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臆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探索、历尽千辛万苦形成的。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从鸦片战争引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摇摇欲坠”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新中国成立为节点，第一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为指向、为归依的百年求索，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立足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的百年复兴。
回顾近代以后中国立制、创制的艰辛历程，中国人民苦苦追寻、不懈探索、接力奋斗，有过山穷水尽的迷茫，有过屡试屡败的苦楚，有过照搬照抄的教训，有过成功探索的喜悦，书写了一部在困顿中觉醒、在艰难中摸索、在坚守中创新的壮丽史诗。
二 底蕴深厚 吐故纳新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我国古代无数寒门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了1300多年，将读书考试同入仕为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破除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打开了下层精英参与政治的通道，对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同时期，欧洲各国在官员选用上，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容易带来阶层固化和权力垄断等流弊。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18世纪后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赞赏，继而被效仿借鉴，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直接来源。曾旅居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惊叹道，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可以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相媲美。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并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公元前1000多年形成的周礼、周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有效保证了周朝800年的“国祚绵长”；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历经几百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在皇权继承、中央集权、官吏、礼教、土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自秦汉以后，我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就拿文字来说，从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几千年来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虽然口音差别很大，但文字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即便是处于战乱纷争、政权割据时期，“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也成为时人对国家统一最强烈的表达。
比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黎民百姓是统治阶级的衣食来源，是支撑国家运行的根本基础。同时，统治者也从历次农民起义中看到民众的力量，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自古就有“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治国理念。
比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礼教制度。古人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嵌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强调的是，“礼义廉耻”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隋唐以后，历朝历代都设有礼部，专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活动和科举取士等事务，对于维护封建礼法、稳定世道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代天巡狩、整肃纲纪”的巡察体系。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立了官职“方伯”，对各诸侯进行巡视监察；汉武帝时期，创设了刺史制度，对地方郡县进行监督和控制；隋唐以后，专设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等事务；明清时期，八府巡按的主要职责就是巡视各省、考核吏治。我国封建社会巡察制度是比较成熟完备的，巡察官员权威极大，“御史出巡，地动山摇”“八府巡按，手捧尚方宝剑，八面威风”。众所周知的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御史清官铁面无私、惩恶扬善，他们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绵延不绝的中华历史中，古人以其智慧创造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为今天完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镜鉴。
三 一脉相承 焕发生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国外一些人断言“社会主义倒台了”“共产主义终结了”，国内也有一些人质疑“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面对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30年弹指一挥间。今天，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历经时代的洗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不仅举稳了，而且举得更高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
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出版为标志，社会主义诞生，历经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演绎了一幕幕兴衰成败的历史活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很多设想，但大多只是理念和原则上的构想，并未真正付诸实践。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很多制度建设的经验，但后来逐渐走向僵化，再后来又在变革中改旗易帜，偏离了正确方向，直至亡党亡国。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国家更快发展起来，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制度探索之路。
“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国度里探索制度之路。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较为高级的制度形态，一般情况下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建立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如何尽快摆脱一穷二白的贫困状况，最根本的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70多年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牢牢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松，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发展奇迹，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
“百舸争流千帆竞”，我们是在发展不平衡的国度里探索制度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自然禀赋和发展基础不同，城乡差异较大，“整齐划一、齐头并进”的发展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搞活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等政策，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这些年，国家不断加大转移支付、脱贫攻坚等方面的力度，促进生产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
“唤起工农千百万”，我们是在人口众多的条件下探索制度之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我国总人口已突破14亿。在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17世纪，荷兰崛起时人口是百万级的；19世纪，英国崛起时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美国崛起时人口是上亿级的。如何将社会主义建设与10多亿级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具体国情相结合，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同心干，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乱云飞渡仍从容”，我们是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探索制度之路。从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尽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有所消长，但总体上“资强社弱”的国际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社会主义中国从成立到发展，长期处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之中，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压力下谋发展。面对资本主义的封锁围堵和遏制打压，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的较量和竞争中，我们不仅生存下来，还一步步发展壮大。
四 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开人类文明史可以看到，任何文明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独立发展，需要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发展和完善自己。从我国古代来看，唐朝以“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宽广胸襟，成就了大唐盛世；清朝因“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狭隘眼界，导致了落后挨打。其中的道理不辩自明。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照抄，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飞来峰”，必须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天然就具有开放包容的品格，善于学习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在博采众长中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
先从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我们以苏为师，走苏联人的路。当时有这样的说法，“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通过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再就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成果而言。工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许多文明成果。其中很多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对社会主义同样有用。改革开放后，我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借鉴了西方国家的某些先进做法。从引进现代化生产线到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从建立资本市场到股份制改革，从通信技术迭代到互联网发展……这些“舶来品”，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发展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跨越式发展。
列宁曾说，建设社会主义就像攀登一座未经勘探、人迹未至的高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是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是从近代以来深重苦难中求索出来的，是从我们党近百年接续奋斗中创造出来的，其过程无比艰辛，其成果无比辉煌。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中，通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彪炳史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发扬光大。
【材料二】
（2017年10月25日）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二）
这次中央全会已经完成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党和人民把历史重任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勤勉工作，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奋斗。
这次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衷心感谢同志们的信任。我深感自己责任重大，决心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道，紧紧依靠全党同志，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尽心尽力、夙夜在公，决不辜负全党同志的信任和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的形势，党中央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开拓进取，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为党和国家事业进步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经验，凝结着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智慧和心血。大家牢记党和人民重托，恪守职责，勤奋工作，开拓创新，在各自岗位上都作出了杰出的成绩。现在，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许多同志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党和人民将铭记他们作出的重大贡献。在这里，我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回顾和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确定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
大会通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通过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总结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纪律检查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宣示了我们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成果，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对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明确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工作主题。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要求，新时代呼唤着新气象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6个方面工作。
第一，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面临更为光明的前景，也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更好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第二，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辛理论探索的成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创新创造的智慧结晶。生活之树常青。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把党的科学理论转化为万众一心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第三，全面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任务，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从时间看，3年多时间并不长，转瞬即过，时间紧迫，时间不等人。从要求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做到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从任务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还有不少难关要过，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完成非凡之事，要有非凡之精神和行动。决胜就是冲锋号，就是总动员。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作出的部署，全面完成各项任务，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第四，全面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事业发展出题目，深化改革做文章。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务。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今天中国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把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蹄疾步稳推进各方面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推动了各项事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事业发展没有止境，深化改革没有穷期；事业发展全面推进，呼唤着改革全面深化。这就是我讲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结束时。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动力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牢牢把握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动力。
第五，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我们要时刻不忘这个初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了全面部署。我们要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自身坚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党的十九大总结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个总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说教的，而是来自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需要，来自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现实需要，来自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现实需要，来自永葆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现实需要，来自坚持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党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着眼于我们党更好担当使命，总结运用成功经验，正视解决突出问题，一刻不停歇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拿出恒心和韧劲，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只要始终做到自身硬，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具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力量，就一定能够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章。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取得的成果，对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全党同志要把学习贯彻党章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在全党形成自觉学习党章、模范贯彻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坚决维护党章的良好局面，切实把党章要求贯彻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同志们！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里。担当这份重任，我们既充满信心，又如履薄冰。充满信心，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是因为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因为我们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如履薄冰，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续艰辛探索，是因为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需要不断披荆斩棘，是因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需要勇于自我革命。
5年前，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我曾说过，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这个话，今天我再强调一遍。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一定要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一定要心怀忧患、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全身心投入党和人民事业。这里，我提几点希望，同大家共勉。
第一，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决定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我们的言论和行动。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更要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中流砥柱。这些年，我们查处了那么多领导干部，他们违纪违法，最后堕入犯罪的深渊，从根本上来说是理想信念的防线崩溃了。领导干部一旦丧失了理想信念，就会把握不住自己，就会迷失方向，不仅会越过做党员的底线，而且会越过做人的底线。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自觉为全党作出示范和表率。要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观察世界发展大势，深刻体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善于从外国和外国政党的兴衰成败中，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历史中，从这些年党内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中，汲取经验教训，自觉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和高尚人格的强大力量。理想信念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见诸行动才有说服力。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保持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懈奋斗。
第二，强化政治责任。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政治领导。看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站得稳、靠得住，最重要的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百折不挠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不耍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找准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强化政治担当。要注重提高政治能力，特别是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谋划事业发展，制定政策措施，培养干部人才，推动工作落实，都要着眼于我们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增强，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局部服从全局，确保各项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第三，全面增强本领。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内外、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的深刻变化，知识更新周期的大大缩短，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所以，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并就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认识到，位高并不意味着能力就自然提高，权重并不意味着本领就自然增强。大家要有知识不足、本领不足、能力不足的紧迫感，自觉加强学习、加强实践，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我们要适应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进展，努力增强各方面本领，包括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都必须着力强化。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要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各项工作对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采取一般化、大呼隆、粗放型的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是完全不能适应的。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始终保持虚怀若谷、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努力打造又博又专、推陈出新的素养结构。既要向书本学又要向实践学，既要向领导和同事学又要向专家、基层和群众学，既要向传统学又要向现代学，努力成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通达之才。
第四，扎实改进作风。干部作风是人民群众观察评价党风的晴雨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证明，作风建设必须以上率下，用钉钉子精神抓落实。抓好全党作风建设，首先要抓好中央委员会作风建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务必保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业已形成的党风建设的良好势头，并争取做得更好。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勤勤恳恳为民，兢兢业业干事，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为民，就是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人民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时做到与群众同甘苦、共忧乐、共奋进。兢兢业业干事，就是要确立献身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情怀，聚精会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实干苦干，不务虚功，夙兴夜寐，勤奋工作，以一流业绩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清清白白做人，就是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准则，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接受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拒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我们的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过得硬，还要管好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履行好自己负责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国际局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我国国内形势总的很好，同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必胜信念，大胆开展工作，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为明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收到实效。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材料三】
教育部举行《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出版座谈会
6月10日，教育部在京举行《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出版座谈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教育战线要以《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出版为契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学懂、弄通、做实、融入上下功夫，深入、扎实、系统推进学习，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奋进的动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此指导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实践，教育部党组成立课题组，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分专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和全面解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陈宝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战线要参悟透、领会准、运用好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一是真学真用。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指明了方向指明了道路、揭示了本质揭示了规律、给出了要求给出了方法，教育战线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真学真用，把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落下去、落到位。二是学深学透。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教育地位作用和目标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关于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掌握全面、把握重点、理解难点。三是会学善学。要坚持融入思想学、形成体系学、带着问题学、提升本领学，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提升理论自觉、树立问题导向，坚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陈宝生对教育战线深入推进学习实践提出要求。一是推动学习，思想和行动要真正进入新时代。要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理论导向、任务导向，通过学习推动教育战线在思想上、行动上、理论上、实践上整体进入新时代。二是推动学习，要带着感情学习践行。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讲的是我们家的事、我们正在干的事、我们将要办的事，要带着感情着力解决中央关心、社会关注、百姓关切的问题。三是推动学习，要联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学。要在主题教育中，结合教育战线工作实际、面临主要问题、事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深入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四是推动学习，要紧盯目标抓实学。要紧紧盯住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会上，人民出版社介绍了本书出版情况，8位专家及教育部门和大中小学师生代表，先后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及该书的主旨内涵、主要特点、指导意义做交流发言。会上还举行了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等单位的赠书仪式。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主持会议。中宣部、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课题组专家出席会议。教育部有关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教育部门、大中小学书记校长师生代表参加会议。
【材料四】
“习书记是胸怀大略大谋大志的领导”
——习近平在福州（二）
采访对象：洪永世，1942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1984年6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12月至2007年历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至2001年任福建省委常委。2007年3月退休。
采访组：沈 凌 路 也 胥 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厦门宾馆
采访组：洪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厦门工作，您当时是福州市长。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间？
洪永世：我一直习惯称呼近平同志为习书记，因为我们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
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习书记个子很高，看着很强壮，穿着很朴实、简单，说话也很亲切。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您在福州工作，你们之间有接触和联系吗？
洪永世：有的。那次见面之后，习书记就到厦门工作了。后来他离开厦门到宁德，省里开会的时候还经常碰面，有时候还互相问候一下，谈谈工作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项南同志并没有介绍习书记的家庭情况。习书记到厦门以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但无论工作生活，还是言谈举止，他与我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一样。
1990年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袁启彤同志调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位置就空缺了。有一天，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乘坐一辆中巴车到福州连江县调研。回城的路上，陈光毅书记在车上，面向大家对我说，老袁到省里工作了，福州市委书记还空缺在那里，让我说说我的想法。我当时就表态说，省会城市很重要，希望调一个年轻的干部来。不久省委决定，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有幸能和习书记在一起工作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在福州搭过近3年的班子，请您谈谈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洪永世：我一直到1992年12月才离开福州到厦门工作。在福州期间，习书记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一起共事了近3年时间。从班子分工来说，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我管政府这一块，在市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在当时的班子里，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工作经历丰富，作风非常扎实，很有经验，还很民主，也很关心班子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我们班子成员的共同感受。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班子很团结，干劲十足。有什么事，大家一起下去调研，一起商量，然后分头抓落实。
作为班长，习书记非常注重团结班子成员、尊重老同志。我们一起下去调研的时候，各个县、市汇报工作，他都认真听，认真记录。在作最后总结之前，他都会主动让我先说，先让市长和其他班子成员发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方式就很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而不是说他作为书记都“包场”了。还有，但凡涉及项目、资金等用钱的问题，他都让市政府回去先研究再决定，有些市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他会个别讲一下。另外，他会事先让市委办公室把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打印出来，征求市政府这边的意见，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然后再定下来。这既是互相尊重，也是做好工作统筹。
在用人问题上，他会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是任用政府部门的干部，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有重大活动，书记、市长、副书记都一起下去参加调研，共同了解基层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所以，虽然任务很多，工作很紧，但我们班子在一起还是非常开心愉快的。讨论的时候也都没什么顾虑，彼此坦诚，有什么讲什么，完全敞开心扉。
采访组：你们当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洪永世：我们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比如说到县里，到重要的企业，到省直机关，到部队和学校，我们都一起去。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两天，走村串户听汇报。有时候时间安排不过来，他带一个副书记，我带一个副书记，分两队下去调研。包括“3820”工程的提出，他都通过大量基层调研、收集群众问卷和专家咨询来帮助决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福州，有的来自北京，还有的来自国外，聚在一起对方案初稿进行论证。一个方案的出台，我说是“四易其稿”，实际上远不止4次，每次他都亲自修改。他眼界宽、思路广、站位高，提出了很多高瞻远瞩的修改意见。很多决策是经过调研讨论，集中集体智慧，最终形成的共识。有了共识，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洪永世：习书记在福州做了很多工作，为福州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他做的10项工作。
第一项是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就是“3820”工程。1992年，习书记主持编制的“3820”工程，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项是推动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习书记刚到福州不久，就开始谋划福州的发展思路。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战略布局，它既是目标也是举措，与“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战略构想一同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体系。
第三项是积极推动旧城改造。由于历史原因，福州过去的城市建设基础十分薄弱，木板房林立、旧屋区连片，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纸，被称为“纸褙福州城”。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后，在全国较早提出和推动旧城改造的“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
第四项是关心和支持平潭的发展建设。平潭是福州市一个特殊的贫困海岛县。习书记多次到平潭调研，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平潭的发展问题，还提出要重视和利用平潭的独特优势。平潭后来的发展跟他当年的重视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第五项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时有发生。习书记来了以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他认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就是延续了城市文化的“魂”与“根”。正是由于他的重视，作为福州名片的“三坊七巷”才得以在保护基础上开发利用，林觉民故居等一批历史文物古迹才得以完整保留。“三坊七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之一，它的留存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高瞻远瞩。
第六项是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了许多干部选拔任用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重实绩、重表现，不拘一格选人才，念好“人才经”等等。
第七项是狠抓落实，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马上就办”这一点在他的调研工作当中就能看出。他说，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小事，但对群众和企业来说就是大事，要把群众的事当大事来办，能办就要办，而且要马上办。他下去调研，经常会跟信访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群众都敢讲真话。发现了问题，他就要求马上就办。那时候市委还成立一个督查室，群众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解决，都会反馈到他那里去。
第八项是积极推动“四个万家”，就是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习书记提出4条具体要求：一要深入扎实，不搞形式主义，要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为下基层而下基层；二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急”“难”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要讲求工作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解决起来确有困难的问题要耐心向群众作解释，求得谅解；四要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送上门”的工作，通过领导接待日、领导接待周等活动“活血化瘀”，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他对老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完全没有距离，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秘书到老百姓家里去，喝喝茶，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第九项是狠抓作风建设。习书记经常给干部加油鼓劲，让大家用实际行动对人民负责。他曾在党代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把联系群众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习书记要求干部一定要厉行节约、保持廉洁。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1991年3月30日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他特别叮嘱我们：“到基层去，要注意轻车简从，不请吃，不送礼，也不能都要基层主要领导同志迎送陪同，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和制度。”这与他担任总书记后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是高度契合的。此外，习书记还反复强调求实作风。在1992年5月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他指出：“没有一股‘闯’劲、‘钻’劲、‘拼’劲，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是不可能抓落实的。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言必行，行必果；钉是钉，铆是铆；打了雷，就要下雨。”我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执政理念。
第十项是脚踏实地做实事，深入实际做调研。比如，他关心干部成长，关心干部生活，重视效能督查，成立督查室，重视对外交流，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习书记重视调查研究，这既是检查落实情况的过程，也是发现真实问题的过程。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工作有新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是领导机关的基础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这方面，习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到县区基层调研，每次都安排充足的时间，从不走过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福州都牵头编制了长期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战略设想。您怎样理解他当时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
洪永世：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习书记主持编制“3820”工程，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既要快，更要好”。要办好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慎重谋划。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大的想法和目标，看远一点，把路想好，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办事一般不让政府部门为难，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一旦决定做的事就努力去做。福州旧城改造基本上没花政府多少钱。福州现在变化这么大，跟他当年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有很大关系。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后人检验。比如，关于“三坊七巷”的保护方案，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和修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习书记说这些时间花得很值，讨论充分了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浪费，把前人留下的财富保护好、开发好，留给后人。他做“3820”工程的时候，也不是一上来就开始做的，而是经过2年的深入调研，真正启动是在1992年年初。
我从福州到厦门任职以后，习书记就到省里工作了，先是当副书记，后来当省长。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提出。那是2002年，我已经退下来到了人大，习书记当时担任省长，他到厦门调研，提出了“跨岛发展”战略。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考虑到了“两个延续”。第一个延续，是对厦门制定20年发展规划思路的延续，是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体现。第二个延续，是厦门持续发展的延续，厦门刚经历了“4·20”远华大案，各方面工作受到影响，需要提振精神，继续向前发展。习省长那次调研，以及由此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对厦门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给厦门干部群众带来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中央提出办特区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三次就是习书记提出“跨岛发展”战略带来的思想解放。“跨岛战略”不仅对跨岛扩展发展空间有指导意义，也给干部群众带来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习书记当时严肃地讲，厦门要进一步克服岛民意识，避免在舒适中沉醉，要使干部紧张起来，大干快上。
第二个影响，是让厦门在实际工作中跳出本岛、跳出厦门，让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连得更紧。那个时候，他在福州和厦门都提出了“大城市群”的概念。他说：“今后世界经济竞争的单元不是大企业，也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大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做大做强长三角经济带，设立雄安新区，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大城市群”理念的践行，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
为了实现“跨岛发展”，厦门当时具体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在“两桥一堤”基础上加快集美大桥和杏林大桥的建设。过去交通很不方便，“联系本岛”就厦门大桥、海沧大桥和一条铁路。在习书记思路指导下，建起了杏林大桥、集美大桥，打通了翔安隧道。第二个，在港口方面，省里把漳州港纳入厦门港，实现全省一盘棋，使厦门能够做大。第三个，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几个城市不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第四个，启动新机场建设。要形成一个大城市群，老机场运力饱和，需要新机场的吞吐。可以说，厦门这几项大的工程，都是在他“跨岛发展”思想指导下实施的。
如今，厦门不仅是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还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之一。在习书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和一如既往的关心下，厦门实现了迅速发展。一是2011年厦门经济特区从岛内扩大到全市；二是成立自贸区，开展一些先行先试的工作示范；三是建设翔安新机场，形成全国枢纽；四是把空港、海港、铁路、货运都作为全国对内对外的枢纽港。比如，海沧那个港区，条件很好，当年没有铁路线。习书记当省长时，我在一次省人代会上提出，海沧这边没有铁路会影响和台湾、东南亚的货物往来，如果这一段连上了，就会成为连接台湾和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习书记听了以后，认为开通铁路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就说服铁道部批准，建设海沧港铁路专用线，把台湾和东南亚港口与厦门连起来，现在厦蓉欧班列的起点就在海沧港，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五是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分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在国外办分校的大学，去年已经开始招生。六是批准闽南佛学院成立校友会。闽南佛学院已经有90多年历史，全国闻名，赵朴初曾经当过院长。国家批准闽南佛学院在海外招生2000多人，其中还有在金砖国家中当住持、方丈的。佛教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走出去”。现在闽南佛学院有30多个博士研究生，英语、日语都很好，还在做梵文翻译。可以说，厦门今天的大发展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战略规划，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好基础。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具体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永世：习书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讲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是他作为一把手的深远思路。1990年，他到福州当书记的第一天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很好地讲明了他当书记的思路，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是他来这里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向干部学习，向基层学习。他说，工作要有连续性。一个地方的发展，有些好政策、好办法要继承发扬和不断提高，不能朝令夕改。他一来就下去调研，到企业去，到街道去，到省直机关去，到部队去，到院校去。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他提出福州要制定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要考虑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这就是后来的“3820”工程。“3820”工程的提出，为福州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福州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3820”工程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第二点是他讲话体现出的战略性。他提出，福州应该搞成一个闽江金三角经济区。现在国务院批复的福州新城建设规划，实际上就是在他当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基础上形成的。还有，他对平潭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规划，平潭原本是一个海岛，条件很差，但习书记提出不能因为条件差就不发展，要看到这个岛的重要位置，还提出先修平潭大桥，并做了一些前期工作。这为平潭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福州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你们现在看到福州到处都是青山绿水，这与习书记当年提出要做好生态保护密不可分。习书记的理念是统筹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做保护性的开发。例如，他提出保护和扩大西湖，政府没花钱，而是把当时乡镇（洪山乡）的土地作价，作为乡里的集体资产，乡里将公园门票、公园周边服务设施收入等作为长期收益。如果政府强制征地开发，农民也不会答应。用习书记的方法，既保护了西湖，发展了福州的园林绿化，也节省了政府开支，还为老百姓创了收，乡集体收入有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每年还能用来给农民发工资、养老补助。文化方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坊七巷”以及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还有马尾船政文化保护等。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在用人理念上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和论述。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贯倡导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他善于结合具体工作，对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点拨。比如，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他专门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拨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习书记在用人上坚持“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和而不同”。有关这一点，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作了专门强调，指出不能使用“四类人”：“一是对下很傲，摆架子、摆官气，对上又阿谀奉承的人；二是善于钻营的人，整天工作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到处打小报告，特别在领导之间挑拨离间；三是叫作‘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干；四是‘欺上瞒下’说假话的人，这种人作风漂浮。”他的这些叮嘱，我始终牢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对这“四类人”保持警惕。
第四个方面，是非常注重干部的培训和培养。他当书记期间，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抽30多个年轻干部去培训。第二年，在对外经贸大学也办了一个20多人的班。他经常讲，要重视基层年轻干部的培养，有前途、能培养的就要送他们去培训。他还强调培训一定要保证时间和质量，要去远的地方培训，太近的话心静不下来。清华大学的培训班为期一年半，课程是我去谈的，一共28门课，都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置课程，而且都要闭卷考试。此外，经管学院谁来讲这个课，都要我们自己挑，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对外经贸大学的培训班主要是外语培训，为期一年。这2个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福州乃至省里的骨干。
第五个方面，是他的工作思路十分灵活，善于创新。比如建长乐机场，之所以那么顺利，跟他的工作思路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我们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资金怎么来？当时建机场，我们福州还算是早的，省财政能支持的资金很少。习书记就提出，把海外华侨的资金用起来，同时集合整个福州的力量。我们当时发动机关干部捐钱，他也带头捐。那个时候本来工资不高，都只有200来块钱，我们都捐了一到两个月的工资，企业、院校也都捐了。加上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一共是6900万元。这在20多年前可不是小数。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财政再拿一点，国家再补贴一点，就把机场建起来了。
第六个方面，是习书记党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们福州有两个外资企业，都曾经请习书记给他们推荐共产党员干部去当管理者。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习书记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个是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办了一家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主动向市委提出配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到他厂里去当管理人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过训练，有一定经验，管理企业也会得心应手。他直接找到我和习书记。当时习书记很开明，把我们建设局的一个书记推荐给他，由塚本幸司培训了一年，然后做总经理。还有一个是美资企业明达塑胶，老板是美籍华人。他说自己有资金、有技术，但缺乏人才，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个干部。习书记就把马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杜进兴推荐给他了。杜进兴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出来后，当过福州电线厂厂长，然后到马尾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明达塑胶收购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木材厂，交给杜进兴管理，在他手上，这个木材厂又重新运转了起来。为什么外资企业会选择共产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企业当中发挥的作用，让外资企业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是很超前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会如此相信共产党的干部，愿意请党员干部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洪永世：说到这一点，就要讲讲习书记和这些外国企业家们的接触与交往。习书记与日本实业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作用。
习书记一共两次到过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1990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的时间比较长，跟塚本幸司先生认识得比较早，我就推荐习书记到他的企业去看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企业给我们培养了人才，我们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塚本幸司非常热爱中国，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对中国很有感情。习书记到日本考察了当时城市的发展，走访了一些大企业，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如实告诉了塚本幸司先生。
第一次去的时候，在塚本幸司家里，他就问了习书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习书记回答得很好。在吃饭的时候，塚本幸司就问习书记：“您对儒商怎么看？”因为塚本幸司先生喜欢读《论语》，崇尚“半部《论语》治天下”。习书记曾在厦门工作，很了解陈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陈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说：“作为儒商，陈嘉庚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经商与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简朴，在商场上要重信义、守信用，以诚立事。他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并以仁爱之心对待比自己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儒商还要敢于拼搏，要有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气质。”这段对话是当时现场的日语翻译记录的。塚本幸司还问他：“此行感想如何？”习书记说：“日本的先进科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的工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我来说并不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不久的将来相信就能在中国见到，而且我们的产品还会出口到日本。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看了几家工厂，日本员工的工作态度都异常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或无所事事的人。日本农民也十分勤劳。日本现在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塚本幸司对习书记不俗的谈吐非常钦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谈到，在见到习书记之前，本以为共产党人都是“洪水猛兽”，但当看到时年37岁的习书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讲话既有条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经济和商业意识，觉得他是做大事的人，从此一扫心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对习书记心怀敬重、满心称赞。由此可见，习书记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学习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就突出展现出来，这都是有资料记载的。
习书记第二次去的时候，把文坛泰斗冰心写的字——“中日友谊源远流长”送给塚本幸司。习书记当时跟冰心介绍活动房引进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种种友好言行时，谈到塚本幸司主动向福州市委“讨”专职书记监督企业一事，他说：“可谓旁观者清。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东公司的共产党员们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则塚本幸司先生就不会提出招工时要多招聘共产党员，认为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了能办得更好，更不会再三提出要设专职的党支书。”习书记说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当年对党建工作和党员作用的思考。他在跟这些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也反观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习书记当年给塚本幸司颁发了福州荣誉市民证书。塚本幸司一直把证书挂在家里，让儿子、孙子把中日友好精神传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儿子从日本有名的大学毕业，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业，每年都会来厦门看望我，我也问候他父亲安好。
记得是1991年，长江发洪水使安徽受灾，塚本幸司提出要给他们捐赠活动房。习书记说：“你们企业刚刚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习书记这种通情达理的做法，让塚本幸司很感动。
1993年，塚本幸司给习书记、我和当时的组织部长王建双三人写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积蓄捐给福建省委组织部作为培养干部的基金，折合人民币8000多万元。这8000多万元不是一次捐的，当时外汇管理很严，他只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点一点地带过来。有时候自己带，有时候让工人帮忙带。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调研、学习，还说这个钱虽然是从日本来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调研，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学习管理和治理经验。这笔钱当时帮助了200多名干部，他们不仅去了日本，还去了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调研。后来省委组织部建立“富闽基金会”，到现在一直运作下来，专门用来培养干部。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之间的交往。
洪永世：从我们一开始结缘认识，到后来在福州一个班子里共事近3年，再到后来我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厦门任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福州工作时，我们茶余饭后都会对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当然是以工作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我印象中，他非常爱读书，博闻强记，出门就带着书，人文的、历史的、科技的都会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利用点滴时间来学习。
1990年5月，习书记到福州当书记，他马不停蹄地下去调研，了解情况。没想到，我们9月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我们那个时候下去调研都是坐中巴车，那天我和他还有随行的4个市级领导一起，先在福清调研，午饭后又赶到平潭。回福州的时候，我们分乘两辆车。可能司机没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辆中巴车突然撞到前面的货车上。我当时坐在第三排，虽然没有外伤，但得了脑震荡。习书记冷静处置，井井有条地指挥善后工作，安排治疗、抢救、恢复交通秩序等等。事后，习书记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
工作之外，习书记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比如我夫人生病的时候，他特意让彭丽媛老师来看望。1992年12月，省委临时决定要把我从福州调到厦门，想到夫人当时身体不好，自己又要离开福州，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有点小情绪。有一天晚上，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专程来到我家里说：“你家属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就留在福州，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1995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坛医院做脑部手术，因为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知道以后，就叫彭丽媛老师到医院去看望我夫人。2010年他到厦门来，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询问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在和习书记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