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求是》编辑部
2019年02月18日08:29 来源：《求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登高望远、审时度势，引领“中国号”法治巨轮劈波斩浪、扬帆前行，在中国法治历史的进程中，铸下新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事业持续向纵深推进。2018年8月24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篇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的重要意义，强调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概括并科学阐释回答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经验、现实任务和目标使命，为新时代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深化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进新时代
“法者，治之端也。”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我们党执政70年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奋斗和不懈努力，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一步一步拓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成功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来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围绕为什么推进依法治国、如何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崭新的创造性建设，全面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开新局、谱新篇，不断开拓法治建设新境界，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谱写出了精彩篇章。思想的历程映证了实践的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献，响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在世界视野中也具有独创性；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纳入“八个明确”，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划更加完整系统，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把握更加准确深刻，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举旗定向、纲举目张的意义。总目标为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正确方向，是照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思想灯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明乎此，我们就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保证全面依法治国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总目标为全面依法治国明确了总抓手，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它在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总目标为全面依法治国擘画了总蓝图，体现了国家治理总体战略的完善提升。全面依法治国是涉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涉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个方面的庞大系统工程，必须作出总体安排。
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就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不会照搬照抄，不会搞“全盘西化”、“全面移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权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
从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法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所谓“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一些人故意把党和法治对立起来，宣扬“党、法不能两立”，其目的就是企图从“法治”问题上打开缺口，达到搞乱人心、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党和法的统一关系，集中体现在党领导立法，党保证执法，党支持司法，党带头守法。党领导立法，就是根据党和国家大局、人民群众意愿，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机关制定体现人民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的法。党保证执法，就是党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工作领导，监督和促进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党支持司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党带头守法，就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率先垂范、带头遵守宪法法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法的关系，还要深刻把握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依宪治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既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也为依法治国确立了最高准则。我们强调的依宪治国，同西方“宪政”具有本质区别。
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不知耻者，无所不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力支撑，为法治有效实施创造良好条件。新时代，我们必须更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新时代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并深入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依靠法治，更加需要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从整体上强化统筹协调、总体设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任务，明确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仅需要政法系统协同推进，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这就要求从中央层面加强统筹和协调，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强化党中央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方面的领导，更加有力地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既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继续在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上下功夫，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规范化、常规化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提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重大命题，强调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处理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是党法关系在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必将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
研究解决依法治国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协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面依法治国中存在的问题挑战，集中分析了当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法治领域改革必须啃下的“硬骨头”。比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法治的引领上，一些地方没有处理好发展和法治的关系，还存在“发展要上、法治要让”的误区；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延展的新形势下，一些地方执法乱作为、不作为以及司法不公的现象仍有发生，人民群众意见比较集中；在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进程中，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制定需要拿起法律武器，占领法治制高点，等等。解决好这些依法治国中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能够从党中央层面做好全面依法治国的统筹协调，更好推动解决部门、地方解决不了的重大事项，协调部门、地方之间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是推进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
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法治保障的需要。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法制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商鞅“立木建信”的故事，要义就在于强调“法必明、令必行”。我们党早在建党之初，就制定了《劳动法案大纲》等多部法规，新中国成立后又很快制定颁布了“五四宪法”，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道路。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依法治国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党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必将更好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三、坚持以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讲话中，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系统论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这“十个坚持”，深刻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力量源泉、发展道路、总体目标、工作布局、首要任务、基本方针、科学方法、重要保障、“关键少数”等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构成了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向要正确，政治保证要坚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上的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属性。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要满足人民更多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延展的美好生活需要，针对人民群众意见比较多的执法乱作为、不作为以及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聚焦发力，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管总的，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既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中吸取丰厚滋养，又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照搬照抄，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紧紧围绕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及时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期待。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加强宪法实施，坚决纠正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加快完善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强化监督责任，提高监督实效。要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构建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党内法规执行能力和水平。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依法治国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能不能做到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党能不能坚持依法执政，各级政府能不能依法行政。法治国家是法治建设的总目标，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的基础，三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要在“三个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三个一体建设”上用劲，努力形成党领导立法与立法机关科学立法、党保证执法与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党支持司法与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党带头守法与全民守法紧密结合、统筹推动的新局面。
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宪法乃九鼎重器，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宪法权威，不断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依法治国的“法”，指的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法律法规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其中，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
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依法治国这十六字基本方针，既涵盖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法治建设的基本环节，又明确了每个环节的重点要求，形成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要紧紧抓住全面依法治国关键环节，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要推进严格执法，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形象地用水流与水源的关系来说明“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要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这是法律真正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培育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坚持处理好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的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必须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要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作用，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至关重要。“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历史上像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老百姓都推崇他们为“青天”。法治工作队伍必须坚持德才兼备。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培养大批高素质法治人才。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要做尊法的模范，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要做学法的模范，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要做守法的模范，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要做用法的模范，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党员干部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不断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努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不断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境界。
【材料二】
牢记“两个务必” 永葆斗争精神
李 颖
2019年03月18日13:10 来源：《求是》
今年，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70周年。
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思想，这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行稳致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强调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评价，精辟全面，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深刻领会“两个务必”提供了思想指引。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也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面对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新形势，重温“两个务必”，对于全党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闯关夺隘、破浪前行，很有意义。
一、“两个务必”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境界
1948年3月，在结束转战陕北到达山西临县后，毛泽东曾对中国局势作出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作“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从1946年7月起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时局发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解放战争的进程比毛泽东的预想还要快。一年后的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传檄而定”的关头。一年时间里，军事方面，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政治方面，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已经是四面楚歌；经济方面，国民党政府用政治手段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遭受失败，在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135742倍。此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这是形势有利的一面。
与此同时，不利和困难的因素大量存在。一是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二是从国际环境看，新中国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敌视和包围，以及经济封锁和武装威胁。这是形势严峻的一面。而最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中，确实也出现过一些令人忧心的混乱现象。例如，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公共房产问题的决定》开篇指出：在解放城市过程中，“许多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许多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的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等等。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面对新的形势，带着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清醒准确地判断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划了新中国的美好蓝图。
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一起载入史册、成为党最可宝贵精神财富的，还有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他在全会的报告中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时隔70年，再次学习毛泽东的报告，阅读这富含哲理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之崇高、精神之伟大、气势之磅礴、作风之优良仍跃然纸上，令人怦然心动、心潮澎湃。这的确是一个成熟的党、一个胜利在望的党、一个任何力量都战胜不了的党特有的胸怀和境界！
二、“两个务必”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既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体现出毛泽东对即将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高度忧思，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敏锐洞察和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认识。
毛泽东非常注重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注意从中国历史上的兴衰治乱中汲取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本色的历史智慧。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叙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很看重这篇历史论著，1944年11月，他在给郭沫若的回信中表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提出通过民主之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更是体现出他对如何避免历朝历代“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鲜明提出“两个务必”，是“窑洞对”思考的继续和发展，在民主之路外，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这条新路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在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毛泽东一贯重视党成立以来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他发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所作的讲演中，逐一举出了这几次“大的骄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走向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历经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一贯倡导共产党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早在苏区时期，他就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8年4月，他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他还把艰苦奋斗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结合起来，认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可以看出，“两个务必”的提出不是随意与偶然的，而是毛泽东深刻洞察与总结党的历史的结果。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无比欣喜和兴奋，也十分清醒和忧虑。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经受住从革命到建设、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这样一个全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永不变色、新生的人民政权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要看中国共产党人能否始终保持强烈的宗旨意识和博大的为民情怀，这恰恰是“两个务必”提出的初衷。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中国革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未来中国建设要成功，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强调：“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系、宗旨所在，也是“两个务必”的价值依归。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都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两个务必”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反映和必然要求。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真正践行“两个务必”；只有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始终同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创业难，守业更难。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不易。能否一以贯之坚持“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能否赢得长期执政这场严峻考验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要求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两个务必”，他不仅是“两个务必”的提出者、倡导者，也是“两个务必”的坚守者、践行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中，他坚决要求严惩刘青山、张子善。面对别人的求情，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全党讲述“酸菜里面出政治”的故事，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10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行，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尤为可贵的是，1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顶住外来的种种压力，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和时代楷模，包括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庆石油工人；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的沈阳军区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等等。他们展现出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将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不过时。毛泽东在倡导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必须坚持勤俭建国方针的同时，还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友。他时常收到家乡亲友的一些来信，有的是要求安排工作的，有的是要求到北京学习的，他都一概婉言回绝。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写信要求到北京工作，毛泽东复信说：“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本人也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从不搞特殊化。一件白色长睡衣穿了20年，里里外外打了73个补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践行“两个务必”，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同志反复提醒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1984年8月，邓小平亲自为西柏坡纪念馆题写馆名。1989年3月，他深刻反思说，10年来“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6月9日，他进一步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1991年9月，江泽民同志来到西柏坡。他在考察中动情地说：我到西柏坡来，最感动的就是，我来到了毛主席当年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地方。多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搞和平演变，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演变自己，关键是自己！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他作了这样的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2年12月，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央书记处成员专程冒雪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两个务必”，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既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的工作作风，又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的思想作风，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他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到夙兴夜寐、勤奋工作。在这里，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他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表示：“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一连串的问题，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思考。同年的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提到“两个务必”，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引用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两个务必”前后的两大整段话。2019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又强调：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这些充分说明“两个务必”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沉甸甸的分量，说明“两个务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重大作用。
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到执政，从建设到改革，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坚守“两个务必”，践行“两个务必”，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鲜明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使“两个务必”成为我们党推动革命建设改革的传家宝。
四、新时代要大力弘扬“两个务必”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近100年的不懈奋斗，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风雨前行，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春华秋实，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变化。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还必须有效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同样是即将迎来伟大胜利的时刻，同样是在举世瞩目成就面前容易骄傲起来，同样是面对巨大困难需要进一步艰苦奋斗，同样是新的征程上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风险挑战，新时代面对新形势，与时俱进弘扬“两个务必”，同样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击。”
新形势下弘扬“两个务必”，要增强忧患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两个务必”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就是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持忧患意识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今天，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艰苦奋斗，不负重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形势下弘扬“两个务必”，要加强学习，提高本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很快，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也很快，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加强学习是认识好、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对不骄不躁的深刻诠释。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提高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提高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成真。
新形势下弘扬“两个务必”，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备品质，是对艰苦奋斗的深刻诠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前，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和善于斗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常怀忧患，加强学习，敢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弘扬“两个务必”的基本要求。发展是最好的继承，牢记是为了更好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牢记7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响的警钟，增强忧患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越是胜利在望，越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越是国家繁荣富强，越要努力学习、艰苦奋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松劲、不停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