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振峰：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与作用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原标题：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与作用

理论自信指的是党对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信仰和坚定信念。理论自信包括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充满信心，对理论自身的实践效果充满信心，对理论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四个自信”框架体系内，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理论指导，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支撑，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

理论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认同、自觉信仰和坚定信念

理论自信，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理论的一种积极认同、坚定信奉和执着追求。理论自信一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其二，对理论自身的实践效果充满信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时这一理论形成后又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

其三，对理论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由此看来，我们党所讲的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坚定自信，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自信。

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坚强信心。

那么，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整体框架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简略分析一下“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结构。

道路自信是根本。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道路自信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离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理论自信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制度自信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制度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体制依托和制度保障。

文化自信是支撑。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支撑。

在“四个自信”整体框架体系内，理论自信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但是这种理论一旦形成就成为指导实践的“伟大工具”，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走弯路、走偏路、走邪路。其次，理论自信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科学运行和不断完善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和思想支撑。再次，理论自信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为先进文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精神引领。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精神灵魂、迷失前进方向。

坚持理论自信的关键环节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和思想引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需要正确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解决好真懂真信的问题。“自信”是以“真懂真信”为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对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牢牢把握，自觉践行。

第二，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继续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三，坚持理论自信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为此，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最后，坚持理论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科学理论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就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思潮，自觉抵制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抵制国内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袭，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旋律，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北京交通大学）重大培育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材料二】

人民要论：党内政治文化的破与立

陈家兴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开始，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会议上都着重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重大命题？如何有效涵养党内政治文化？坚持破立结合是一个有效抓手。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在政治文化上正本清源

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习近平同志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政治文化出了问题。只有在政治文化上正本清源，才有良好政治生态，才能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提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正本清源之举，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全面从严治党，治标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劲，必须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但归根到底要治本。只有正心修身、涵养优秀政治文化，才能守住为政之本。政治文化尤其是作为其内核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对人产生的是内在约束力，形成的是“不想腐”的内生效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终要回到文化的意义上，以理想、信念、价值、操守、伦理等文化的力量砥砺广大党员、干部的先进性、纯洁性，激发全党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思想建党的一项核心任务。

党内政治文化广博深厚，如何系统建设？从党内存在的问题和我们党所肩负的使命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应注重破立结合。一方面，不破除那些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铲除那些顽症痼疾的病灶，不挖出那些深入骨髓的矛盾和问题，不揭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就不足以动摇一些人庸俗腐朽思想的根基，不足以触动他们接受先进、纯洁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13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要带领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必须确保这支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旗帜鲜明地倡导先进纯洁的政治文化，旗帜鲜明地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如此，方能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鲜明的价值标杆，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有重点的“破”才能划出底线

从现实情况看，党内政治文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我们全力以赴地“破”。

特权意识。一些党员、干部的特权思想、特权意识比较严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特权意识说到底是一种封建腐朽的政治文化，以为当官就会有特殊待遇，就能在资源配置中捞到好处、攫取各种私利，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权意识是一个重要原因。

官僚习气。习近平同志对官僚主义有生动的画像，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调研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有的当“三拍干部”，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尽管在反“四风”的大势下，一些人表面上有所收敛，但官本位思想仍然很严重，骨子里官气重、官僚味浓；枝去掉了，但根还在。只有在这些政治文化病根上动手术，才能让领导干部少些官僚习气、多些公仆情怀。

家长心态。习近平同志指出：“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喜欢搞家长制、一言堂，想问题刚愎自用，做决策独断专行，办事情一个人说了算。当了“一把手”就想“一把抓”，不容许别人插足。别人提意见，就认为是挑战自己的权威；指导工作，没摸清情况就指手画脚；为群众办事，不听群众意见，喜欢为民做主。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封建腐朽的等级观念、家长心态。

圈子文化。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这种圈子文化的结果就是搞山头主义、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任人唯亲、排斥异己。它派生出三种不良文化心态：其一是依附心理，有的人习惯拜码头、找靠山，搞人身依附，把对组织的感恩变成对个人的感恩，把党的干部变成某个人的“家臣”。其二是阿谀心态，面对上级摆不正心态，喜欢阿谀奉承、逢迎拍马、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奴颜婢膝。其三是江湖习气，不问原则、不讲是非，以所谓“侠义”为上，以摆平搞定为准，唯“老大”马首是瞻。

好人主义。习近平同志强调：“决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现在，有的人搞官场术，当“不倒翁”，讲私情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一味充当好人，信奉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什么人都说好，对什么事都说不错，工作中只栽花、不插刺，决不得罪人，拿制度、原则、规矩作交易，搞投桃报李。这种好人主义，是不良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表现。

厚黑心理。习近平同志对“两面人”的问题作出过深刻揭示：有的修身不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有的公开场合要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背地里自己不敬苍生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有的口头上表态坚定不移反腐败，背地里对涉及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不追问、不报告；有的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私底下却疯狂敛财。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人”，惯常运用的就是厚黑心理，其政治文化根源就是庸俗腐朽的厚黑学。

潜规则思维。习近平同志批评有的地方和部门明规则名存实亡、潜规则大行其道，强调要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党内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根源于潜规则思维。有的人把规则当手电筒，照别人不照自己；把制度当画墙上挂，不敬畏制度、不遵守制度，信奉只有潜规则才能行得通，总想找关系、走后门。于是，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的，有搞行贿受贿、权钱色交易的，有各管一摊、互不干涉的，有官官相护、包庇纵容的。凡此种种，消解了党内规则、规矩、制度、纪律，扭曲了党内政治生态。

以上这些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对一些党员、干部产生着深层次的、潜在的影响。一旦外在的约束有所松懈，它们就可能在一些人的内心萌动，重新疯长出野草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只有结合具体实际和表现形态，有针对性地“破”、系统地“破”，才能为全面的“立”奠定基础。

有鲜明的“立”才能树起标杆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根本的是坚定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先进纯洁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为什么中华文明能经受住无数危机和灾难，即使在近代遭遇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仍能浴火重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后，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进而指引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涅槃重生、走向复兴？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三个重大问题，需要党员、干部深入思考和回答。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们就有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养，我们的信仰信念就能够深沉而执着。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关键是倡导和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我们所强调的“立”，就是要深入提炼、概括、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价值观，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鲜明的价值标杆。应当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有相当多的价值理念为广大党员、干部所尊信，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先导。诸如天下为公、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清正廉洁、居安思危、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改革创新、光明磊落等等，都深刻影响着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我们提炼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同时也应看到，价值观必须简洁明了、易记易懂。比如管仲把“礼义廉耻”概括为“国之四维”，儒家把“仁义礼智信”概括为做人的基本道德，后来又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概括为八德。这些言简意赅的“元概念”，对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仍为人们所记诵践行。提炼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也应高度概括提炼若干“元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对影响广大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念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只有进行科学的、高度的提炼，共产党人价值观才易于为广大党员、干部接受，才能对接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让广大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价值观的高度凝练不易，价值观的涵养和践行更不易。文化的发展往往需要积十几年甚至数十年之功，才会真正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力，逐渐内化为人们的血脉和基因。只要我们以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大力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内政治生态的土壤就会得到持续改良，我们党就能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 人民日报 》（ 2017年05月18日 07 版）

(责编：杨丽娜、谢磊)

【材料三】

真学实做践行“四个合格”

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王宁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保持足够的定力、长期的追求，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用实干实效践行“四个合格”。

在真“学”实“做”上深化拓展。“两学一做”，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推进常态化制度化，必须坚持这个基本要求，更加注重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学”上深化拓展。对党员干部来说，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要在持续学、深入学、跟进学上下功夫。学党章党规，要联系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把尊崇党章、遵守党规的要求落到实处。学系列讲话，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好蕴含其中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握好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用以统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规范行为。学习教育虽然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但还是要有经常学、长期学的安排，否则容易搞虚了、走过场。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具体的学习内容、学习任务和学习方式，做到年度有安排、月月有计划。在“做”上深化拓展。中央明确提出，“做”的要求，就是做到“四个合格”。践行合格党员标准，是长期的政治要求，今天合格不等于以后合格，一时合格不等于永远合格。党员干部都要以“四个合格”为参照系，主动对照、时时检视，真正在信仰信念、纪律规矩、修身律己和责任担当上强起来。各级党组织要列出“不在组织、不像党员、不起作用、不守规矩”等不合格表现的负面清单，让党员对照这些问题去检查、去整改。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是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经验。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在学习教育中走前列、当表率。要做带头学习的表率。凡是对普通党员的学习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首先做到，同时更进一步、学深一层。要把学党章党规和学系列讲话更好地贯通起来，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学系列讲话上，要联系自身的岗位、职责、使命，深刻把握讲话彰显的崇高政治理想、鲜明人民立场、强烈历史担当、坚定文化自信、实干务实作风和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真正做到思想认同、政治看齐、行动紧跟。要带头做合格党员、合格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四个合格”标准，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强化党性修养，带头严格自律，带头担当负责，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当先锋。要严格执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强化组织观念，对党忠诚老实，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如实向组织请示报告。看一个领导干部是不是合格，作用发挥好不好，关键看行动，看“做”得怎么样。要积极探索管用办法，开展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蹲点调研，把干部的日常表现搞清楚、弄明白，对表现好的干部，要表扬鼓励；对表现不好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促进大家争当合格党员、合格领导干部。

发挥先进典型引领和激励作用。先进典型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抓手，引导党员见贤思齐，使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成为时代风尚。廖俊波担任政和县委书记期间，以“背石头上山”的劲头，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实干苦干，累计减贫3万多人，使政和连续3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他心系群众，把群众当亲人，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在老百姓中留下了好口碑。他倡导实干作风，“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经常晚上开会、半夜赶路，常年奋战在急难险重工作一线。他把“肝胆干事、干净做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从不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爱人工作27年，至今仍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廖俊波同志的事迹非常感人、非常实在，是我们最现实、最生动、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要把廖俊波先进事迹和精神纳入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学习廖俊波，争做合格党员”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先进、查找差距，在基层扑下身子做实事。要注意挖掘和选树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党员，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不断凝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切实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党支部建设，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每个党员的日常学习、日常活动都在支部。抓好党支部，才能抓好学习教育。要牢固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支部，把从严教育管理党员落到支部，把群众工作落到支部，不断夯实党的组织基础。“三会一课”是加强党员学习教育和日常管理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方面，不少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有的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有的运用古田会议会址、谷文昌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性教育，等等，实际效果比较好。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把“两学一做”纳入“三会一课”，作为基本内容固定下来、坚持下去。要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定时间、分专题组织党员集中学习，做到有主题、有讨论、有收获，着力提升党员思想理论水平和党性修养。要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为基层党员上一次党课，讲党课要贴近实际、有的放矢。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是党内经常性教育的有效载体。主题党日活动关键是要选好题目，强化政治性、体现庄重感，让党员从中得到锻炼、受到熏陶，增强对党组织的归属感。要落实好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让党员定期进行“党性体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打扫思想灰尘。特别是要引导年轻党员加强政治历练、政治能力训练，懂得党的组织生活是什么样、该怎么过。

完善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学习教育是为了解决问题，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必须强化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完善查找和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推动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一起解决，新问题和老问题一起解决，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一起解决，党组织问题和党员问题一起解决。衡量学习教育成效，关键看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看推动改革发展的效果。要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责任担当，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在为民服务中展示先锋形象。要加强正向激励，建立健全一线考核、容错纠错、能上能下等制度机制，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让敢担当、敢作为在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

【材料四】

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原标题：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

辛鸣：中国理论自信背后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优势

理论自信最后还落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

西方理论，包括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等，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有一种模式，只能有一个中心，整个世界是围绕西方展开的。近现代以来，西方是宗主国，其他地方是殖民地；20世纪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享受全球市场的资本增值，其它国家为西方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所以整个世界是不平等的，也不能是平等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通过所谓“普世价值”把西方的价值推向全世界，不是出于价值观的偏好，而是基于利益的驱使。

但是中国有不同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根植于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世界不论大国小国，都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是命运共同体的缺憾。中国倡导文明的多样化，认为并不是只有中国好，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是只有一家独大，而是丰富多彩的百花园。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这样的价值理念，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构想，让世界更加丰富多样，不再是西方资本主义化的一元状态。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世界观的贡献、方法论的贡献，思维方式的贡献，这是理论最深层的东西。“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也正因为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我们的理论，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对整个世界都是有价值的。

西方的“普世价值”号称对世界都管用，但事实上，普世价值只是西方一些国家区域性适用的价值，西方想把自己的价值向全世界推广，导致其他国家的动荡不安。中国强调“特色”，这“特色”背后反而更具有公共意义和普遍性。因为这一特色看似是中国着眼于自身发展，实际上遵循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体现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号称“普世”的并不普世，宣称“特色”的反倒具有公共性，这一“悖论”的背后其实是思维的高下之分。

许耀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推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理论总起来，也就是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理论体系，毋庸置疑具有世界的意义。早在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就提出“北京共识”，他把中国理论对于世界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第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第三，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雷默认为，创新和试验是“北京共识”的灵魂，体现了解决问题应因事而异，灵活应对，不求统一标准。尽管雷默所说的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尚不深刻全面，但重要的是，他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理论是有其世界意义的。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众所周知，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尝试着走向社会主义。在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半个世纪中，世界上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具有致命弊端，最终导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在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时候，唯有中国奋起改革，成功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生。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作用。

二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并且取得改革和发展的成功，说明这个理论体系完全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增进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国家责任、提高效率和完善国家制度。今天，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停滞或低速徘徊、滥用民主和无效率的困境，以致弗朗西斯·福山批评西方国家缺乏问责机制和治理效率，可以从中国获取经验。这样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能为国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具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保证尽快落实重大规划，完成重大任务。

三是对于不发达国家的意义。世界上还有不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它们原以为都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在碰壁之后发现，应破除迷信，像中国那样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在它们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和中国有着相似的国情，中国致力于消除贫困，更加强调公平正义，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对它们也就更具有示范性和吸引力。

胡家勇：中国“渐进式改革”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奇迹”

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对实践的引领和由此而产生的客观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南。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实践价值。

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步入经济体制转型进程，这一进程涉及到近30个国家、覆盖全球近30%的人口，形成20世纪规模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浪潮。改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不骤然打破原有体制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引入、培育市场经济因素，最终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型；另一种方式是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以“华盛顿共识”为理论基础的“激进式改革”，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时推进产权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紧缩，来一步到位地实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常被称为“休克疗法”。各个国家无论选择何种改革方式，初衷都是要摆脱经济困境、实现繁荣富裕。从这一初衷出发来审视改革的效果，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要明显优于“激进式改革”，并得到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从经济发展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据世界银行资料，自上世纪90年代至2015年，中国经济以接近10%的年均速度增长。近几年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6.7%（2016年）以上的水平，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经济实力的跨越式提升和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1981年至2012年，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1.82%；由于中国的发展成就，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提前2年实现2014年计划目标。按照中国扶贫攻坚计划，到2020年，现有全部贫困人口将摆脱贫困，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将在2030年前的某个时刻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

周永生：中国外交秉持互利共赢原则，从不强加于人

近年来，中国的外交观念、外交倡导不断推陈出新，彰显了一个崛起和发展中的大国厚积薄发、一路开拓的趋势，推动中国外交日趋走向成熟，也让国际社会耳目一新。

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外交理念，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以儒释道的思想为核心，以儒释道医武等为支柱，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华民族古老的“和”的精神，在中国外交理念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在新时代又呈现出崭新的内容。

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也同样具有这种特色。2013年10月，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其中的“惠”“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惠施于人”“有容乃大”，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精神所在。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当中，以其高品质的内涵和独特性，久远地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挥着自己的独特魅力和影响。而西方国家的当代外交，往往缺乏中国这样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现实主义的外交理论，主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有它实用的一面，但是也经常暴露出诸多弊端，就长远的效果而言，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往往较大。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立地区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只有谋求人类的相互协调与协作、相互依存、相互开放、相互让利、和平相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才能够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繁荣。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还无法完全实现，还仅仅是一个构想的蓝图，但是，它已经为未来人类的前进指明了一个大的方向和路径。各国相互之间，必须摒弃过去那种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乃至于战争，而进行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各方的利益才能够得到相对的保证，并且获得共同的提高，从而形成一个共赢的局面。

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尽管也强调世界和平与繁荣，但在选取的路径上，更多地强调民主和平论、西方市场经济的繁荣论、自由的美好论等，而忽略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渊源、文化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一味地强调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普世的价值观，这样就难免带有并不能够适合各个民族国家自身发展的特性。中国外交政策倡导宏大的远景目标，同时也注重现实合作的基础，这样的基础就是平等、自愿、互利互惠、双赢和共赢。这种做法和倡导往往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也有一定的弱点：由于缺乏强制的规范性和契约性，约束力不强，合作的状态比较松散，前进的动力有时不足。

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当中，从来不把本国的意志强加给外国，而是本着平等的原则、协商的精神、互利共赢的目标，推进自身的政策。因此，中国的外交并不像西方推行的价值观外交那样，以自身的实力或者强力的渗透，压迫对方做出改变。2014年5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倡导和引导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视野之下，各国对安全新的认识、新的界定、新的原则。中国的这些理念和观点，从来不强加于人，而重在倡导和引导。是在以柔性的方式，促使对方国家和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观点。并且，这种认识一旦可行，中国就会长期坚持，锲而不舍。

中国率先垂范，帮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建设、现代化的发展。不仅大量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还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电网、跨国公路和铁路、现代化的通讯设施，建立起现代化的工厂和基础设施等，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是我国周边外交的一贯方针。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这段话表明，习近平主席把亲戚邻里相处的关系，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以亲朋邻人之心境和行为来对待周边的国家，有利于迅速拉近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亲近人心的行动，带动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以人之常情，带动国家之间的关系。西方大国在同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经常以实力压人，不顾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感情，强行推动对自己有利而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