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学一做”的哲学意蕴
张文渊
2016年10月15日12:45 来源：南方日报
一、跨过熟知到真知的鸿沟
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就认识的层次来说，有“无知”、“熟知”和“真知”的区分。所谓“无知”，即对事物缺乏常识的了解，我们经常说的一无所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熟知”，是指认识停留在事物表面上、浅层次，即经验层面上的认知，也就是所谓的感性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某种事物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后，就会达到一个熟悉的状态，我们常说熟视无睹、不识庐山真面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真知”，是指从事物的表象入手，进而进入到事物的本质，即对事物本质规律、内在联系的认知，也即所谓的理性认识。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关于《党章》、《党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并不存在无知一说，而是不少人往往停留在熟知这一层级，没有深入到内部，弄懂其深刻的内涵。于是说到《党章》、《党规》的时候，大家不由自主会说：这些东西我经常看，不用说也知道，“熟得很”。但是熟知毕竟不是真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熟知非真知，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了解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这就是说，人们对于熟悉的东西，往往习以为常，不加深究，结果没有对它的本质有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就必须跨过熟知这一鸿沟，到达真知的彼岸。
就学习的态度来说，我们学习《党章》、《党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必须逐字逐句、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学习，即所谓的真学；通过认真学习弄懂其深刻内涵，即我们所说的真懂。只有弄懂了学习的内容，我们才能明白共产党员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在哪里。只有理解了、弄懂了，我们的学习才有效果。通过真学、真懂、真信，最后达到真用的目的。
二、践行“知行合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而言，停留在解释世界、“知”的层面还远远不够，必须落实到改变世界、上升到“行”的阶段中去。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提出了“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的“知行合一”思想。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可以这么说，离开“知”的“行”，便是“乱”行；同理，离开“行”的“知”只是“熟知”甚至是“乱知”。所以“行”必须用“知”来指导，而“知”必须用“行”来检验。我们学习《党章》、《党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其目的是用它来指导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时，广大的党员干部也要检验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党章》、《党规》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只有用学习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用社会实践来检验我们的学习成果，才能使知与行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要求。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材料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体现党中央执政智慧
韩喜平
2016年10月02日12:4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从字面上理解，发展是一个最简单的概念，而深入考察，发展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指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书记的这一论断，对于怎样理解科学发展提供了明确的主导思想。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说到底也就是最终实现让人民获得实惠，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需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就是坚持实现人民解放，坚持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马克思指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在这样的社会提供社会生产，“不仅可以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与运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中国成功的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民生诉求的过程，就是不断改善和发展民生事业、增进人民福祉的过程，同时，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释放的过程。
在西方发展理论主导下的社会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经济危机频发、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资源告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特别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等种种后工业社会展露出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与反思。而且，西方发展理论被移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反而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的泥潭难以自拔。汲取世界发展中教训，针对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不断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指导意义的认识，坚决破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观念，坚决纠正一切偏离科学发展观的行为，真正把思想方法转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发展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实现人民得实惠的科学发展，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把对发展的科学认识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正确思路，转化为推进各项工作的实际能力，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科学发展说到底，要以实现人民利益为归宿，要把科学发展落实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之中。这就需要把科学发展理论转化成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发展成果之中。我们的发展，如果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实惠，共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质量，就不能称其为“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在接近全面小康的决胜阶段，我们仍然面临着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思想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脱贫攻坚的任务仍然很艰巨，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基本民生供给不充足，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等发展中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就是要科学发展，通过顶层设计和相关制度安排，改善和优化人民参与发展的生态环境，让人民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成为发展的创造者、利益相关者和最终受益者，从而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理论形态走向实践形态，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到人民群众的民生改善中去，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发展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让人民得实惠。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材料三】
王文：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
2016年10月15日09:45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重庆10月14日电 （万鹏）“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于今日在中国重庆开幕，本届对话会以“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为主题，凝聚各方共识，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今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接受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的独家专访。王文指出，政党作为各国决策的源泉和核心，此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将创新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正是想通过政党的对话，以影响政党来进一步影响全球各国在政策沟通和技术创新上取得共识。
将创新设为重要提议：
通过影响政党推动各国在技术创新上取得共识
今年对话会的主题聚焦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这也是G20杭州峰会的关注点。在谈及如何看待后G20杭州峰会时代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王文告诉记者，纵观G20峰会的历史，G20杭州峰会是第一次把“创新”议题作为会议首要主题看待，使创新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让“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全球共识，并且揭示出了全球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所在。
“过去几百年来，创新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王文认为，无论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进入到了“机械化”，还是一百多年前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电气化”，或是三四十年前随着互联网普及，人类逐步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可以说，每次技术大创新都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目前，人类科技的主流正在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智能化的技术创新处于喷发的前夜，这也是使得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的重要背景。未来，只要在智能化的技术创新和转型过程中取得突破瓶颈式的进步，那么全球经济还是会迸发出新的潜力和动力。王文告诉记者，政党是各国决策的源泉和核心，此次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将创新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正是想通过政党的对话，以影响政党来进一步影响全球各国在政策沟通和技术创新上取得共识。
发展的一致性大于分歧：
发挥好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
“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美角色”是由王文主持的此次对话会的第一场“慧见”小型对话会主题。在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应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告诉记者，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体和技术创新实体，在大多数经济总量指标上都处于全球重要位置，因此两国的政策协调，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和未来经济发展都显得极其重要。如果中美达成一致，会推动很多经济治理的全球议题向前发展。
如何发挥好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王文认为，首要的是各自应在双边层面上胸怀全球和人类命运的责任感，经常性地进行政策沟通和协作，在宏观层面上达成一致。在具体问题上，中美两国当前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使命，这一个过程中两国具有相当多的一致性，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在技术领域中寻求创新。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讲，两国的一致性大于分歧，更进一步要求两国要加强合作和沟通，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待两国未来的走向。
讲求“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
关于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可以说，业已成为中国高层的共识。就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王文谈到，过去的一年左右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就此主题举办了两次集体学习，也首次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全球治理观，“共”的全球治理观，这是对过去国际互动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一次思想革命。中国讲求“共商共建共享”，有别于西方全球治理理论，“中国思想”推动全球治理思想和理念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些价值贡献，源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并通过政党对话这一平台将这一理念分享给全球各国，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新一轮国际合作，推动各国之间的协调和信任。
在谈及对本次对话会的期待时，王文谈到，希望对话会成为思想沟通和交流的政党平台，通过这样的沟通推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全球治理观的理解、接受和借鉴，展示中国共产党开放、开明的形象。
【材料四】
一曲震撼世界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唐双宁
2016年10月11日07:1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久、规模大、行程远、困难巨、影响广，为中外战争史上所仅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它不仅锤炼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军队，还培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习近平同志强调：“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以更宽阔的历史视野对长征进行全方位研究和系统性总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不竭力量源泉。
全面把握红军长征的基本内容
红军在长征中不只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斗，而是同时在五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和工作，每一条战线的斗争和工作都是极其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
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了阻挡和消灭长征中的红军，蒋介石先后调动大量兵力，包括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以及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沿途千方百计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与国民党军队相比，红军不仅在兵力上相差悬殊，而且在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但在如此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各路红军以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顽强战斗，创造了一个个战争奇迹：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红四方面军激战嘉陵江……最终各路红军胜利会师，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自然条件对红军的考验也是极其严峻的。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长征中渡过的主要大江大河有24条，翻越的主要雪山有20多座，还穿越了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把红军逼进雪山草地后，蒋介石曾断定那些走向雪山草地的红军等于走向死亡。但无论是空气稀薄、气候恶劣的雪山，还是险象环生、泥沼密布的草地，都未能阻挡红军前进。恶劣的自然条件非但没有吓退红军将士，反而将他们的精神力量充分激发出来。红军将士锤炼和升华的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压倒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精神，谱写出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歌。
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正是由于临时中央奉行“左”倾错误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途中，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同“左”倾错误路线和其他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而说理的斗争，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并为后来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使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党中央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通过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既坚持原则又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最终战胜了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教育说服少数民族群众和地方群众。在长征途中，红军穿越了苗、彝、藏、羌、回等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为了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并教育和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把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放在重要地位，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并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进而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宣传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以提高各族人民的觉悟，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广泛发动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上，红军坚定不移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留下了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结盟等许多佳话。
克服自身装备和给养的严重不足。长征途中，红军长期处于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进行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这导致红军粮食、医药、被服、弹药等都极度匮乏。红军进入草地后很快断炊，战士们以树皮、草根、皮带、昆虫充饥。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没有药品，广大红军将士靠着崇高的精神境界顽强坚持，硬是坚持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为了实现战略转移和抗日救国，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重重跋涉，备尝重重艰辛，战胜重重困难，一路奋斗，一路高歌，最终胜利到达陕北。事实雄辩地说明，红军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对此，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曾高度评价说：“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历史证明，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荣。
深刻领会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革命的力量，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为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使中国革命开始转危为安并不断发展，直至最终取得革命胜利。长征是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经验弥足珍贵，意义重大深远，集中体现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军事、民众、国际等诸方面。
在思想方面，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为延安整风奠定了基础。长征初期，被“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的严酷事实迫使党和红军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清教条主义的危害。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此后，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全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研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就为长征后不久的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政治方面，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长征路上，各路红军始终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随即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正是在我们党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情绪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顺应了国内局势开展抗日斗争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趋势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
在组织方面，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最后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并在长征初期处处受挫。在这种情况下，全党全军呼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回到领导岗位后，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后胜利到达陕北。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两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两次濒临覆灭的危险。在这两次大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对挽救党的危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是长征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作风方面，长征精神为我党我军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基础。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不仅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而且成为我党我军作风建设的基因。
在军事方面，红军指战员的素质大大提高，为改编为八路军并夺取抗战胜利、进而形成解放军这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长征途中，红军作战频繁，历经各种战斗考验，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军事能力。经过长征，红军逐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成为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陕北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的集中领导下，各路红军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努力打开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为改编为八路军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奠定了基础。
在民众方面，沿途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充分体现了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沿途群众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从而衷心拥护红军，谱写了党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动人篇章。在长征中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逐渐壮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国际方面，为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提升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长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和重大活动，大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获得批准后实行。长征中，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使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推动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意识的形成，锻炼和提升了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同时，红军长征的胜利也使共产国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由幼年到成年的转变，并认可了中国革命应由了解中国实际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
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具有十分伟大的意义，而长征中培育的长征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前仆后继、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以说，正是有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领导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虽然历史条件与革命时期已大不相同，但长征精神并没有过时，而且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长征路上，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 人民日报 》（2016年10月11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