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3期　 作者：陈志环

一部90年的中国共产党成长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史。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后又经列宁的发展才于20世纪初真正传入中国，它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能否正确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结合，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曾结合亲身体会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1]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重大。只有首先真正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保持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沿着正确航向前进。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去。目前有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经典作家写作马克思主义文本据今已有上百年，很多观点已与当代中国所遇到的具体历史情况大相径庭，不能具体指导中国实际，因而存在忽视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倾向。也有学者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存在着“走捷径”的倾向，抛开马克思主义文本而主要去研读一些注释性、解释性或者二手、甚至三手的资料，以此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资料博大精深，卷帙浩繁，涉及自然、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且见解精辟，态度严谨，不认真研读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文本资料，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当代诠释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即“任何文本在意义上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人们完全能够从自己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前人留下的文本做出新的诠释”。[2]这就要求我们在研读文本的过程中，要牢记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不要把注意力过于放在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个别段落、个别词句上，不要只依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就对某个具体问题作出论断。对此，毛泽东早就指出， “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也同样的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的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3]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关键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4]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b）都要同其它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5]毛泽东将此概括为“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想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态度，是“党性的表现”，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6]只有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才能保证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当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时候，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反之，而当我们犯“左”右倾错误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准确马克思主义精髓、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教条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候。

　　二、对“中国化”的理解问题。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7]他的这段话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之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弄清中国实际、弄清如何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是正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中国化”必须认清中国实际。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就会发现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其所在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必须充分认识本国的实际，并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这个实际，找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本国国情，不能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际，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必将一败涂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了生命力。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1938年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 

　　具体说，认清中国实际必须认清中国历史实际和中国现实实际。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古老文明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9]因此，要将马克思主义真正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就必须通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认真总结历史中国的经验并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除认清中国的历史实际之外，还要认清中国的现实实际。具体到当代中国，我们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基本认识和基本判断。当我们思考问题、观察问题时都要注意从中国的这个现实出发，研究新情况，打开新思路。此外，还要把我们的具体国情放到当今国际背景下思考，根据国际、国内不断变幻的实际，在具体实践中坚持并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必须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明显带有西方文明积淀下来的思维方式，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就是因为它既满足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同时它还实现了话语形式的中国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两者却又具有相通性，它们共同关注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内容，如“对世俗的人文关注”、“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沟通世俗和理想社会的实践作用的重视”[11]等，这就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提供了可能。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通过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吸收融合中国大众的社会心理，并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表达其思想，最终成功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成功实现，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有利于人民大众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实际问题，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深化和发展。

　　三、对“结合”的理解问题。

　　如果说正确理解和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正确理解和弄清“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那么两者的“结合”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式和根本方法。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才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范围，促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到发挥和体现。

　　结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方法。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度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发挥、表现出其巨大的理论价值。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历史实践所证明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系，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中国实际又具有特殊性，它不同于世界其它国家、地区、民族的实际，有自己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依存，辩证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基础和重要表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始终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变化着的中国实际，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化”因素，不断发现中国具体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

　　结合是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2] “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13]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既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也包括通过中国实践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而这些所谓“新的东西”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实践中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具体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2] 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4] 马克恩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5页.

　　[5] 列宁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8] [9]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0] 马克恩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1] 陈锡喜、温美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转化[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8）.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