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志在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一定离不开创新，尤其是科学、理论的创新。而科学、理论的创新又离不开其术语的革命。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1886 年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创新的理论，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纲领性命题。然而，自 1982 年这一科学命题创新、使用 30 年以来，其原初的含义已经开始丧失或转向了，大体有两种情形：其一是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呈现“溢出”效应； 其二是有意无意或在不经意间被阉割其精神实质，呈现“缩水”效应。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中曾经指出的那样： 和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研究因为关注具体的社会生活，所以容易被误读误用。社会科学概念通过透进社会世界而具有建构性的意义，他们为普通行为者所掌握，进而融入社会活动实践中，当然成为社会惯例的熟悉内容，即使它们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但等他们首次参与建构时，其原初含义就已经丧失。所以，我们应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理论的原初含义及其转向给予密切关注。由此，我们认为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关注整体的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中国是一个多面体、多棱镜的客观存在。如果从时间维度看，就有中国历史、中国现实、中国未来；如果从空间或领域维度看，就有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内政、中国外交等； 如果从生态、动态、抽象或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就有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奇迹以及中国发展、中国形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审视：从中国看中国，从西方看中国，从世界或全球看中国。如果仅从中国看中国，可能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或“雾里看花”之感，其实中国不能完全自证； 如果仅从西方看中国，可能会有不公平、不公正之感，会失却自信而只剩“他信”，其实，中国也不能完全由他证；如果从全球或世界看中国，那就既需要超越中国也需要超越西方，才能做到比较全面、客观、公正，这就需要有制高点以及全局观点和战略眼光。2010 年 9 月，温家宝总理在出席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会议上，为世人亮出了一个真实的命题：让世界看真实中国。那么，真实中国或中国真实是什么，中国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中国的发展态势有没有形成共识，中国的核心利益有没有明晰，中国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有没有形成，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不仅国外人士众说纷纭，国内人士的认知也往往大相径庭。美国《侨报》社论中曾作如是说：过去中国贫穷时，发达的西方国家担心中国会因饥饿、疾病、养不活自己等影响世界，今天中国人的生活稍稍富裕了，又有人担心中国会“威胁”世界，形成所谓“穷亦忧、富亦忧”的格局。这也表明西方世界在对中国的认识上，一直陷入“无论穷富和进退，横竖都不是”的思维悖论中。因而该报主张要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认知中国。对此，我认为，应当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维时态的交汇中，从中国、西方与全球世界的交汇中认知中国。当今中国，最为本质的东西、发展态势、核心利益、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防范和避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 减) 缩为“中国特色”从而达到“去社会主义化”之目的的倾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义及其转向

在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以及传媒中，人们为了表达或宣传的方便起见，经常把党和国家正式文件中的有关理论命题简( 减) 缩化，可称之为“理论简( 减) 缩现象”，这使其原初的含义或“溢出”或大大“缩水”、大打折扣。

例如，党的思想路线。历史证明，党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在1941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对“实事求是”的内涵作了科学的阐释，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发展为党的思想路线。最初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这一思想路线，并且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已写入党章。这条思想路线有其完整科学的内容，不应该被简( 减)缩被误解。可是在许多场合却被简( 减) 缩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又被冠以“发展”而转向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来，通过这样的简( 减) 缩或“发展”就与原初的含义已经不一样了。

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初是 1982 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先提出来的：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里强调了四个问题：第一，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其中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对普遍真理，对我国的具体实际以及如何结合的理解与把握等问题。第二，强调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做到第一点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从走西方人的路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自己的路，这是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走自己的路给人们的启示主要在于： 必须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必须合乎时代的潮流； 必须善于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借鉴别国经验的关系； 必须准备走曲折的路。第三，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基本含义包括： 建设，相对于革命；中国特色，有别于中国特点、中国特殊、中国特征、中国特别等概念； 社会主义，本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它既指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又指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还指社会主义的制度、社会形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层含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第四，强调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历史的结论会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的结论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可以使我们鉴往知来，但历史结论不能简单作为新的实践和历史进程的出发点，就像原则不能作为出发点一样； 历史结论是否正确及其正确程度如何取决于历史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及其符合历史实际的程度如何；历史结论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它要受到新的历史经验的检验和再检验； 历史结论的真正价值在于提醒人们要向历史学习，自觉避免重演历史。这四个问题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在后来的历程中被人们“斩头去尾”简( 减) 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以至去掉“建设”去掉“有”，直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认为“有”表明只有一些特色，表明其数量少，只是“有”而已，而去“有”，则表明程度在加深，不仅仅是有一些，而且在数量上全然是了，直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在提法上更加成熟。其实，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总的说来这些提法、用法与说法同原初的含义已不完全一致，主要呈现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的溢出效应。

但是，应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近几年来，在政界、学界及日常生活中出现一多一少现象。其中，“一多”是指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等概念。一般善良的人们认为这些概念都差不多，无论是“中国特色”、还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抑或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只要是中国的，都可以称道，都可以认同，都可以接受和使用。“一少”是指人们越来越少地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意无意地“去社会主义化”，用“中国特色”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淡出“中国特色”。这是一种值得注意或警惕的现象。这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关于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概念的使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限于篇幅不再分别论说) ； 另一方面，主要是关于“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及其关系问题。1982 年，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开幕词中首次明确使用“中国特色”一词是同“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前很少有人使用，属于理论概念的原创。然而从那以后，“中国特色”这个概念便频繁地出现在报端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用“中国特色”反映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中国问题，其中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什么都有，就如人们所说的“中国特色是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与此同时，人们往往把“中国特色”与其后的“社会主义”分割开来，致使人们至今对这一特定概念、术语的理解仍然歧义横生，莫衷一是，使其越来越远离它的原义或本义。事实上，“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几个相关概念，在一定的语境中都是可以作为形容词、定语或修饰语而使用的，但它们一般不能相互等同、相互混淆，更不能相互替代。相比较而言，它们所形容、所限定和修饰的对象可以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资本主义”，还可以是其他什么主义，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封建主义”，“中国特色市场主义”……当然，我们的主观愿望是用这些概念形容、限定、修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于是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经验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经验”； “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奇迹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奇迹”等。当然，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定概念而外很少有其他的相关概念。还需要指出的是，当这些概念用于形容、限定、修饰“社会主义”时，这里的“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其他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之所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是因为它还处在初级阶段，还不完全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还要同其他“主义”尤其要同国内外的非社会主义，主要是资本主义成分和因素长期合作共处。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占主流或主导的、定向性的、核心价值导向的只能是社会主义。

由此可见，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我们的旗帜和道路，是指导我们思想的新的理论体系，它作为理论、概念、术语已经约定俗成，所以，我们在正式文献或正式场合中还是应该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为好！因为“中国特色”这个概念太宽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中国特色”概念的其中之一。凡“中国特色”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 凡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则一定是“中国特色”的。这是一个是非问题，含糊不得。如果通过宣传、教育、普及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掌握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大众化，使其内化与“中国特色”成为同义语，那么这种“简缩”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溢出和升华。否则，就应该警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转向效应保持密切注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主要表征

正如上文所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严肃的理论、概念、术语应当力戒随意性的解释。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按理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这两种表述是有区别的。在我国政界、学界没有或鲜有人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概念、命题。早在1996 年，我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一书中，就初步分析论证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问题，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可具体表现出“命题特色”、“理论特色”、“实践特色”、“制度特色”和“发展特色”这五个方面。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这两个概念不作具体辨析，主要从“整( 总) 体特色”、“外部特色”、“内部特色”三方面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表征。

关于“整( 总) 体特色”。即从总体上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特色或总体特色、综合特色是由其具体特色有机组成的，犹如一朵玫瑰花，其芬芳是由每一片花瓣的芬芳散发出来的一样。如前所述，由于世人包括国际国内的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概念、神圣命题的认识、评价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对其具体特色是什么，也不可能有相对共识，他们都做出合自己胃口的解释。正如中央党校的陈雪薇教授在一篇文章中介绍的那样，在国外，如英国的一家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所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曾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顾问也说，中国搞资本主义比俄国聪明，说是搞“特色”社会主义，而不说搞资本主义。国内也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褪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搞新民主主义，就是把已打倒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又请了回来。我们如果把这些不同声音进行归纳，合并同类项，就是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表达法，这个共同问题就是：中国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自从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有像中国这样搞资本主义的吗？！ 显然，这是所有的有历史感、有现实主义的正直和正义感的人们所难以置信的。退一万步讲，假如中国真的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搞起资本主义来，那么，中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未必消停，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它们具体表现在哪里，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这里所谓的整体特色不是指超越中国人自我认识加西方人认识之和意义上的整体特色，而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存在体内外表征的有机统一。

关于“外部特色”。即从外部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国，是人类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是全球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日显其重要作用和责任的部分。风景，还是中国这边好。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宣告了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时代，社会主义开始从空想变为科学。自 1917 年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开始从理论、理想变为实践、现实，时至今日之世界，总体上是“一球两制”的世界。当今世界还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历史时期，不要仍然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短视眼光与狭窄的心胸来审视这个世界。虽然目前处于强势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处在非对称、非均衡的状态，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战略反攻。虽然这期间出现过苏联东欧的剧变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样暂时的挫败与失误，但是，正如苏东剧变后举办的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如果说没有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不完整的世界，那么，同样，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也是不完整的世界。我们可以从国家与社会以及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部特色。

在国家层面上，“外部特色”表现为： 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球化时代逐渐形成“全球特色”的有机、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世界必将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中国，同时，中国也必将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世界。选择“独立自主”是一种最理想、最有民族尊严的方式。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签订以来的世界历史反复证明：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真正的独立，就没有真正的自主； 如果没有真正的自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独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中国，会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之纷争的存在。自1840 年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称为“旧中国”，旧中国的国家特色就是“半殖民地”，到后来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中国时的“殖民地”，中华民族丧失了真正的独立和主权。中华民族为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权利地位，曾经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极其高昂的代价，先后进行了由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反帝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在其过程中，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价值的引领，要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和建国是不可能想象的。从特定意义上说，整个中国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或目标，按其自然历史过程，首先就是为了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而战，其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其次，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可见，独立自主或独立主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外部特色。这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稳定的中国，就没有“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就更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争得和恢复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才有了以后中国的一切！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一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即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1952 年周恩来总理提倡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05 年胡锦涛主席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等等，就是独立自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外部表现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和谐世界理念中的“和谐共处”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超越与升华。当下，我们正在以中国大陆的独立自主为坚强后盾，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正在为台湾的顺利回归，为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而齐心协力。我们全体中华儿女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庄严的诺言！

在社会层面上，“外部特色”表现为： “社会主义性”( 不同于“社会主义化”) 。这既是一种历史性的引领，又是一种历史性的选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长短、快慢等等，取决于纵向的和横向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历史环境。这种历史环境对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影响表现出整体限定效应，亦即整体制约或限制局部。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历史发展常常表现出跳跃性，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常规却可分历时态和共时态两种情形。其中，历时态的情形如资本主义产生于封建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在互动过程中此消彼长。作为历时态出现的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共时态的情形如封建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并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甚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 或国家社会主义) 并存，这种共时态的并存是一种“异质态”、“多质态”社会的并存，一般它们不能相安无事，它们之间能否相安无事及其程度如何，则要取决于各种质态的成长度、发展度、文明度。作为共时态的资本主义也不仅仅是作为“恶”而存在，它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独领风骚数百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当今世界，乡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社会主义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格局还远没有根本改观。当今世界是多样、多元、多质态的社会共时态地并存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构建和平共处、和谐世界才成为必要与可能。由此可见，如果我们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热心冷眼看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旧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其另一种表达法。

关于“内部特色”。即从内部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表现属于内政，不用别人干涉，不要别人说三道四，应当由中国人自己的理性来认知。我们通常说，世界之大，“世界特色”无奇不有，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中国之大，“中国特色”也无奇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然而，同样的社会存在却会有不同的社会意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具体特色，国内学术界有很多人在探讨，但总是难以达成共识。这些纷争，除了不同人、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引起的以外，可能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有关，而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又可归因为利益的偏爱不同。我在1996 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一书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特色分为“领域特色”和“区域特色”或“地域特色”这两个方面。

“领域特色”的具体表现。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该系统由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如果按唯物主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可分为“经济特色”、“政治特色”、“文化特色”和狭义的“社会特色”；如果按辩证的实际运行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可分为“政治特色”、经济特色、文化特色和社会特色，由此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系统”或“特色体系”，它不仅限于其中的一个领域。我认为党的十五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及后来强调加强全面建设中的“社会建设”，就是属于从不同的领域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尝试。事实上，每个领域的特色，它们又往往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其中，经济领域特色，主要有多种所有制并存( 这是最为根本的) ，多种分配制度并存( 如果人们只停留在几次分配问题上做文章是非常片面和幼稚的) ，劳资关系，等等； 政治领域特色，主要有既有的各项政治制度，科学、民主、法治、道德，官民或干群关系，等等；文化领域特色，主要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多种“主义际”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资本主义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社会领域特色，主要有民生问题，社会民主，社会自治，社会道德，等等。每个领域特色都应当从各自的“域情”出发，符合各自的发展规律，根据社会即人们的认知程度与承受能力，分轻、重、缓、急地去创造各自的领域特色。在此基础上协调、互动产生整体的“综合特色”。

“区域特色”或“地域特色”的具体表现。区域特色是由“区情”决定的。中国的国土面积块头大，地域差别显著，发展极不平衡。这就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和忠诚于党的思想路线，根据全球化的“世情”变化，从国情、“区情”、“地情”出发，建设营造自己的特色。如“长三角特色”、“珠三角特色”、“环渤海特色”、“沿海特色”、“内地特色”、“东、中、西部特色”等等。发展不平衡规律是绝对规律。区域经验、区域模式也不能照搬，区域特色也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区域特色雷同或结构同构。有学者也指出：中国之泱泱大国，地域之间自然条件、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地区的实践必然会因为地域条件的差异而差异。长期的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地区样态和区域模式，彼此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异，各种经验和模式不能照搬照抄。广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胶东模式等等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区模式，它们都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鲜明个性。例如，苏南特色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苏南特色，正是在苏南独特的历史和区位中，由苏南人从自己的本土实践与文化出发，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发展和成长起来的。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是由整体特色，外部特色，内部特色，领域特色、区域特色有机构成的。通过发展领域特色、区域特色、地区特色来共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特色，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无限生机与活力。

三、多质态的中国社会应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

如前所论，当今中国是一个多思想、多质态的社会，犹如人类社会的“大熔炉”和活的“历史博物馆”，各种特色、特质纷呈。一方面，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种质态的思想都应当和谐相处、共存，另一方面，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丛林”之一，其中，社会主义决定着当今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当今中国社会当然也不例外。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这无论对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是对于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那以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已批量生产出海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当中，有的成果与时俱进，溢出或发展了《决定》的相关精神，有的成果却使《决定》相关精神的原初含义产生转向。随着宣传、研究的深入，值得商榷的问题也愈加显现。我认为其中的问题之一，究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是“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抑或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体系”？

《决定》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规定为四个方面，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若从逻辑角度考量，一般说来，相对于其他事物生态而言，“核心”往往直指某一个事物“而居其所，众星拱之”。进而言之，《决定》中四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视为核心价值，由此构成“核心价值体系”。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是一般的或“普世”的，还是中国特色的，不管是一般的还是中国特色的，他们同“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关系，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认为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其他价值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特色的关系，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是如何构成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及价值体系有没有核心，如果有，那么社会主义价值及其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

我的初步研究认为： 在价值层面上，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位主义( 是“人本主义”的历史升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在于人； 社会主义由经济价值( 追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政治价值( 追求平等) 、文化价值( 追求文明) 、社会价值( 追求公平) 构成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事实层面上，由于当今中国还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定阶段，还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完成而尚未真正完成的历史任务，其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一些非社会主义的存在还是挥之不去的现实事实。因此，价值不能等同于事实，价值不可能无条件的就是事实，一方面，价值层面的社会主义不能不是事实层面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情景，另一方面，事实层面的社会主义要实现价值层面的社会主义，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还要进行新的长征。

正因为如此，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在并不太平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应当坚守以独立自主为核心；在多质态的中国社会( 特色) 格局中我们应当坚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当坚守以人为本为核心！这就是本文的基本结论。

注释：

①《从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认知中国》，美国《侨报》2010 年 9月 24 日－30 日。

②乔耀章： 《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01 页。

③我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一书中论及到旧中国新定义，不可忘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后来分别在《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阅江学刊》2011 年第 6 期创新提出和初步论证“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问题。

④任平主编： 《东吴哲学》( 2006 年卷) ，吉林人民出版社，第 11页。

（作者：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