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过去5年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和全面布局的阶段，那么，未来5年就是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

　　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建议》(下称《建议》)强调，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那么，作为“重要支撑”的科学技术，“十一五”期间的表现如何？“十二五”期间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有哪些新的考虑？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专访。

　　“2008年我们启动了‘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调研，同时也启动了对‘十一五’科技规划的评估。总的看，‘十一五’完成的情况比较理想。可以说是我国科技发展最活跃的5年。”长期从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并参与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的王元对“十一五”科技规划的执行情况作出这样的评价。

　　未来五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回首即将过去的5年，我国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

　　载人航天与月球探测相继取得成功、国产新支线飞机首次翱翔蓝天，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吨乙烯成套装备等重大技术装备实现自主制造，高档数控机床、极大规模集成电路、“核高基”（主要指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等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喜报频传。近日，我国主导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TD）”被国际电信联盟最终确定为第四代移动通信（4G）国际标准，为我国由通信大国向通信强国迈进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在高性能计算机、电动汽车、载人潜水器、重大传染病疫苗等一系列高技术和产业化领域，中国科研人员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成就举世瞩目。

　　但我国科技事业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还有很多关键的问题亟待解决：整体核心竞争力还很弱，很多关键技术还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总体上，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技术含量并不高，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影响自主创新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

　　我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前茅，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要素驱动”而非“创新驱动”阶段。始于两年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更使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

　　“从科技的角度讲，如果说过去5年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启动和全面布局的阶段，那么，未来5年就是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王元强调说，“从战略部署、资源配置、环境营造、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看，未来5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宏观背景发生变化

　　王元分析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无论是产业结构变动，还是金融市场重组，都会对全球经济中的各个国家产生或直接或间接、或轻或重的影响。中国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经济增长依然保持高速，在“十一五”规划即将结束的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开始走上赶超美国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两个背景，考虑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状况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制定‘十二五’规划，特别是科技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

　　但王元也表示，与“十一五”相比，“十二五”规划的宏观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从科技角度看，“第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科技发展的重点。”王元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本质是发展价值观的转变，从过去追求大规模、大批量、大量消耗为生产消费的选择，转变为更多考虑在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宏观层面上的第二个不同，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成了一个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提出得很早，但是在‘十二五’期间，要想在下一个十年获得持续和高速的发展，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就更加迫切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中国的发展是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频频警示下“带伤作业”。以“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为例，那一年，中国消耗了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却只创造了占世界5%左右的GDP，单位GDP能耗在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节能减排、治污降耗，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迫切。”王元强调说。

　　在他看来，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侵入我国实体经济之时，自主创新已成为抵御风暴冲击、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的主要途径。“中央政府明确表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体现了中国在发展方式转变方面战略性的变化。”

　　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政治、经济方面讲，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自主创新实际上是国家的自主，是站在整个国家利益上的自主，是代表国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说。

　　“在十二五科技规划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强调了部门之间、地方之间、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王元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制定“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中，围绕调整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重考虑了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把支撑和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作为主线，在科技布局的思路上、重点任务的确定上、关键技术的选择上做文章。具体包括，把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践、产生一批标志性产品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上；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布局。

　　王元介绍说，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看，16个重大专项都会对目前的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新能源、大飞机制造等方面，会产生新兴的产业部类，对其他产业部类的带动性很强。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对经济结构调整会产生明显影响。

　　国家已经公布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实现的重要基础就是要逐渐形成一种技术体系、形成技术体系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标准以及由此提出的一些关键技术。在每一个产品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不同的技术选择，关键问题是怎样刺激市场的需求，由不同的投资主体选择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的技术。

　　王元表示，“我国提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决定我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举措。在‘十二五’规划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是“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还特别提出了科技惠及民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前历次科技规划中有所忽视，在‘十二五’规划中被作为单独的部分突出出来。”王元说，这部分内容涉及国民健康、卫生、社会信息化、城镇化、绿色城镇建设、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城镇新能源、智能交通等。特别重要的是强调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在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方面的作用。

　　“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会有超过50%的人口进入城市，这就涉及到诸如城市带的科学规划等问题，包括交通线路的改变、城市缓冲带的建立、土地集约利用、组团布局等科学问题；同时还要考虑针对不同城市类型如巨大城市、特大城市、中等城市、城镇的供水、供电、交通、垃圾处理等问题。另外，技术体系的建立和技术装备的研发，都是‘十二五’期间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王元告诉本刊记者，在“十一五”科技发展布局的基础上，“十二五”更多强调技术集成和技术体系的建立，还有绿色建筑问题，包括从建筑材料到建筑设计、采暖、通风、照明、安全系统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技术问题需要部署。如“十城万盏”（用LED做公共照明）、“十城千辆”（大规模推动清洁能源汽车）、“金太阳工程”等惠及民众的科技项目，‘十二五’期间会继续推广。

    全力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

　　气候变化是规划考虑的又一重要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未来五年科技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其中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节能减排，重要的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王元说，“十二五”科技规划中，对传统产业改造、节能减排技术、产品研发和工艺研发能力方面作出了部署。比如冶金方面的绿色流程技术、能源方面煤制气技术、生物质能源、风能和太阳能关键技术的攻关、节水农业等。

　　伴随着“两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示范城市的创建，可持续发展实验城市会选择比较重要的行业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比如在化工方面，在城市附近大型禽畜养殖场、农村地区的生物质能源等方面，将通过示范的方式实施一系列循环经济的工程；也会在不同的城市和行业搞试点，如青海的盐化工试点。对区域发展，“十二五”规划从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也给予了充分考虑，如对水域治理、区域性气候响应技术体系建设、气候变化带来的区域植物生长周期改变等问题都作了研发部署。

　　王元说，“十二五”规划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包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放在了规划的重要位置。在未来五年中，要改革现有的计划管理体制、预算管理体制、项目管理机制和评价制度等；在改革过程中，比如计划体制的改革，在着力培养中国科研院所、大学特别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同时，把进一步加强与国外的合作放在了重要位置上，提高院所的国际性，使得大的科技工程有更多国家参与。

　　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问题上，“十二五”将全力推进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包括创新企业建设、行业内产业技术联盟的建立和创新型城市建设，并充分发挥它们的示范作用。目前已有600多家创新企业，十几个创新城市，“十二五”期间要按照一定标准逐渐推动。比如创新城市，就要加快实现从过去投资驱动、要素推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关于加强科技研发服务体系即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王元向本刊记者强调说，科技成果转化很大程度上需要解决研发者、投资者、消费者之间信息高度不对称问题。“不同的研发服务组织有不同的作用，如生产力促进中心，企业孵化器等，过去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在‘十二五’期间，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使遍布全国、深入各个行业之间的研发服务体系在政府支持其发展的同时，更多利用市场机制（比如竞争）促进它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

　　“十二五”期间，将继续支持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建立自己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机构，同时面向中小企业，通过研发服务组织的完善，为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提供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依托工业企业建立了127个国家工程中心和636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01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已占到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总数的50.7%，在转型升级和核心竞争力上迈出了坚定步伐。“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工程中心会在企业中进一步建立。另外，将继续采取措施，促进产学研之间的结合。

　　王元坦承，尽管我们提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但这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不是说，‘十二五’制定了规划，到了‘十三五’就解决了。因为过去的投资、出口、低廉的劳动力等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依然很强大，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一些部门垄断格局形成后，对企业创新动力产生很大影响。‘十二五’对企业的刺激力度很大，现在国家863计划有将近40%是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超过80%是由企业参加的。税收激励也很强，但现在看，政策落实情况不太好。”

　　王元分析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科研院所的改革有很大成效，突破了过去科研院所“铁饭碗”和经济部门分割的状态。“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明显增强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导自身研究方向的能力。因此在国家创新体系设计中，包括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中，明确要增加院所和大学稳定投入的比重，不是让大学和科研院所整天围着项目、课题开展研究，而是要通过经费支持方式的变化来提高研发机构主导自己研究方向的能力和开展自由探索、自主选题的能力。”王元强调说，“这个改革不是科技部一家的事，涉及到很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协调起来有一定难度，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共识。”

　　首次单列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是“十二五”规划有别于以前历次五年科技规划的一大特点。“过去的规划中，关于科研队伍建设都是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次在文本上单列出来，一方面与国家人才规划有关系，更主要的是突出了人才的作用。”据王元介绍，规划还特别关注改变企业的劳动力配置结构。现在，中国万名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比例只有万分之三十二，和发达国家差十几倍。“鼓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才到企业中，对增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极为重要。另外，在培养国内人才的同时，我们还要广泛吸引国际人才，培养领军人才。”

　　关于政策设计问题，王元认为，“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政策设计有理念上的变化，“更多重视对于需求的刺激，即对创新的市场需求的刺激。通过政府采购、示范工程、价格补贴、税收等优惠措施来刺激市场，使得创新产品尽快进入市场，形成大规模消费，使初期进入市场的产品成本下降，使之具有真实价格，并最终取消这些优惠。”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对基础研究高度重视，要求提高对基础研究支持的比重，重视知识体系发展。“十二五”规划会对随产业发展提出的技术科学问题给予相当关注。

　　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200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投入占GDP比重达到1.7%，而企业投入一直稳定在70%以上。“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到2015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2%，这意味着2015年当年全社会科技投入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75%以上投入来自企业。这无疑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生极大影响，也会改变企业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格局。

　　据王元介绍，“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还为每一个领域编制了一个“国家技术路线图”，比如LED、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

　　“现在来看，将近90%的科技需求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有所考虑。”王元说，“下一步要进一步分类、凝练，使‘十二五’科技规划在领域部署和重要课题选择上更准确地贴近产业、部门、领域发展的需求。”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