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人员在调试我国首台采用国产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芯片的万亿次计算机

一

　　猝然爆发、至今余波未平的国际金融危机，让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面对危机，我国传统产品出口大幅下滑，以往简单依赖给国外企业代工赚取利润的企业陷入困境，有的甚至倒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仅在危机中挺了过来，而且还抓住机遇实现了新跨越。近两年来迅速崛起的一大批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从政治、经济方面讲，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自主创新实际上是国家的自主，是站在整个国家利益上的自主，是代表国家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自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的一番话道出了自主创新的紧要性。

　　如他所说，历史经验与现实所需都表明，自主创新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种种现实挑战。外贸依存度依然很高，贸易摩擦日益凸显；企业创新能力弱，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国际竞争中备受遏制；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削弱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的产业关键技术实行封锁战略，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在我国占相当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量代工赚取的只是很小比例的辛苦费，利润的绝大部分都为拥有知识产权的国外企业所获得。与此同时，国内所倚重的高耗能资源密集型产业，不但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而且让我们在生态环境上也付出了极大代价。

　　这些难题的破解，都需要自主创新土壤的厚植，核心竞争“利器”的淬炼。

　　而“以市场换技术”，丢了市场却没有换来技术的教训，让我们清醒地体认到：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是要不来、换不来、等不来的。只有具备了自主创新的扎实根基，才能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维护好民族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自主创新已被作为国家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根本出路在自主创新。

二

　　加快自主创新步伐的迫切性不言而喻。然而，与这种迫切性极不相称的是，我国自主创新领域存在的诸多羁绊。

　　科研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双低”夹击自主创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指出，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80%的转化率差距甚远。对于我国而言，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意味着科研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还很不明显。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主因在于当前科研导向和评价体系存在弊端。由于科研导向与市场严重脱节，很多成果从立项之初就注定了不可能转化。有高校学者表示，目前高校应用型科技成果大约一半左右是不具有转化条件的“伪成果”。大批研究成果往往在完成成果鉴定、论文发表、职称评定、奖项申报的“自我循环”后，就被束之高阁。许多基层科研人员形象地用“评审会成‘追悼会’”来形容这一怪现象。

　　企业创新主体没有得到尊重，阻碍着自主创新巨大潜能的释放。不管是按照西方国家已有发展经验，还是从我国现实出发，企业都应是自主创新的绝对主体。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企业还远未担起主体重任。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仅占25%，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56%，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企业难以成为创新主体，固然与我国社会所处阶段有关，但长期以来企业简单依靠加工生产、规模扩张来获取利润的模式也是症结所在。特别是本应冲在创新最前线的国有企业，科研投入强度不足、开发能力弱等一系列问题凸显，自主创新反成为当下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一些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也牵扯着自主创新的脚步。在GDP崇拜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将招商引资作为第一要务，不管资本质量、产业性质和科技含量，只要能带来短期内增长即可。重“做大”轻“培优”的结果，是地方产业长期在低层次徘徊，创新型企业难以冒头，更难以壮大。

　　事实上，为鼓励自主创新，国家近年来已出台了90多项配套政策，对推动自主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政策的“棚架”现象仍时时可见，如“技术开发费150%抵扣所得税”政策，仅有38%的企业享受到，有19%的企业由于部门协调不够未能享受，还有19%的企业根本不知道有该政策。这显示出，有些地方政府对自主创新工作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直接导致国家相关政策效应打了折扣。

三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尤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需求下，我们必须探求新路径，寻找新突破，创造自主创新的新局面。

　　打破科研立项单纯由院校专家决定的窠臼，增加企业在项目评审中的发言权。长期以来，我国项目“裁判权”主要掌握在专家手中，专家可能在学术上是权威，但在市场应用的判断上未必准确。科研立项的主导思维很大程度上还是“学术思维”、“专家思维”，缺少“市场思维”。实际情况是，某一个应用技术项目应不应该立项、立项时机是否恰当、应该投入多少经费等等问题，企业往往比专家更清楚。因而，在项目征集、立项、评审中都应增加企业人士的比例，最终评价也要将市场所产生的效益作为重要标准。

　　改变现行考核方式，激发院校科研人员从事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对于高校科研活动的考核，改变以往简单以重要索引收录的论文和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为评价标准，加大技术创新成果原创性及其潜在和现实经济效益的权重，建立更为科学的评价标准。要把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上升为专家教授们的自觉行为和荣誉追求。

　　扶持企业挑起国家自主创新的大梁，让创新主体活力奔涌。当下最紧迫的就是加强企业研发能力的培养。政府应该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实验室和中试基地，有条件的积极发展成为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还可吸收民营企业参与大型科学仪器设备共享、科技文献等公共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行业、区域创新平台的建设。

　　善于向外学习，实现引智创新。自主创新并不代表与世隔绝，而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心胸，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这有助于缩短我国自主创新的进程。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各个行业的重大技术难题进行系统攻关。同时还要学习国外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理念，如美国通过《政府采购法》保护本土企业的市场权益等。尤其对重要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坚决实行政府“首购”政策，旗帜鲜明地扶持民族工业和自主品牌，保证我国自主创新产品能在市场检验中不断成长。

　　着力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为创新人才设置一道心理保护屏障，使创新人才既有用武之地又无后顾之忧，从而鼓励更多的人走上创新探索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容忍创新失败比激励创新更重要，对营造宽松和谐的创新环境更加有利。

　　加快自主创新，归根结底还在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令国人汗颜的“钱学森之问”是对现行人才培养模式的质问。正如钱老所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因此，我们的学校一定要打破“应试教育”的藩篱，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维，为自主创新储备足够的人才。（《半月谈》2010年第19期，记者 蔡玉高）